随着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东亚社会里的家庭、婚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晚婚、少育已经成为了当代东亚社会的显著特征，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传统家庭的特征（比如婚前与父母同住、婚内生育等）仍然维持不变。在威斯康辛的社会学系的James Raymo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Hyunjoon Park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宇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Wei-jun Jean Yeung教授合写的论文中， 四位学者对东亚四个社会（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台湾）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回顾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东亚的婚姻、生育和家庭组成方式的变化趋势以及背后的原因。他们主要关注急速的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变动与传统家庭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及后果。

以往研究一直认为，东亚的家庭结构以延伸家庭，即我们常说的三代同堂为主。家庭往往是个人生活的中心，个人仅仅是家族精神的承载者，并肩负家族延续的责任。而随着女性接受教育、就业的机会增多，鲜有改变的家庭责任则与这些变化形成冲突（McDonald 2013）。学者Bumpass等（2009）认为东亚的家庭变迁是“婚姻包袱” （参见《“婚姻包袱”：为什么日本人不结婚？| 趋势》） 、生活成本提高以及女性机会增多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变迁冲突的结果。  

总体来说，东亚的婚姻与家庭现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晚婚逐渐增多，但是相对其他社会，中国的变化比较缓慢；

（2）低生育率；

（3）首次生育随结婚年龄而推迟，但是基本保持在结婚后一年之内左右；

（4）选择不结婚、不生育的人数上升；

（5）婚前同居有所增长；

（6）离婚率上升；

（7）婚前与父母同住依旧非常普遍。

结婚年龄方面，传统社会往往会认为适婚年龄的范围较为狭窄，尤其中国在这几十年的变化不大。表-1为中国男性及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可以见到从改革开放到最近虽然男女都有增加，但是截至2010年，其晚婚程度， 男性及女性均不及韩国（男31.8岁、女28.9岁）、日本（男30.5岁、女28.8岁）和台湾（男31.8岁、女29.2岁）。随着结婚年龄的推后，女性首次生育的年龄也相应推后。

表-1：中国男性、女性平均首次结婚、生育年龄 [i]

虽然东亚社会基本出现了晚婚现象，但是大部分人都依旧希望在某个时间点能够结婚。不过，东亚社会也逐渐出现一批“不结婚”的人，如下表。

表-2：韩国、日本和台湾50岁人群中

不结婚人群比例

至于传统社会中的极低离婚率已经成为过去。例如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千人的离婚率已经达到了1.8。但是有趣的是，虽然按照现代化理论，越高的教育水平应当越有能力负担起离婚的代价，但是却没有出现在东亚社会之中。相反，在韩国和日本的数据显示越高教育水平离婚率越低。

至于生育率，如下表所示：

表-3：中国历年总和生育率（1970-2010）

中国的生育水平经历了较大幅的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5下降到2010年的1.6，然后逐渐趋于稳定，总体生育水平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1）。同样的情况在韩国、日本和台湾均有出现，其中以台湾2010年跌至0.9最为严重。有趣的是，中国的低生育率不完全是一孩政策的结果，实际上，在1979年实施一孩政策之前生育率已经开始急速下降。但是没有改变的是，生育与结婚年龄之间的间隔仍然保持稳定（即东亚夫妻从结婚到生孩子的时间间隔很短）。

虽然东亚社会晚婚少育的趋势很明显，但是调查显示，人们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却改变不大：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在某个时间结婚并且生两个孩子。但是这些理想却是与现实的情况脱节的（即上面谈到的东亚地区的超低生育率），当被问及原因时，不少人归结于高生活成本以及抚育成本，同时由于晚婚造成的年龄限制也让他们无法继续生育。

另外，在亚洲，非婚生育的比例非常低。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包括：婚姻和生育的强烈连结（婚姻被认为是生孩子、养孩子的唯一合法场所），挥之不去的污名以及法律上的歧视。在中国，与婚姻相关联的准生制度与广泛使用的避孕、流产措施也起了作用。

相比于在欧美大量的婚前同居的研究，亚洲的研究相对较少。在过去，婚前同居在亚洲较少出现，但是近年来逐渐增多。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2），在最近结婚的夫妻中，将近三分之一曾婚前同居，但是同居的时间相对较短。

图片来源：pexels

在婚前的居住安排上，传统的力量似乎没有褪去。不少人在婚前依旧与父母同住，学者认为这不仅仅反映了东亚强调家庭的文化传统，也是现今高生活成本、高住房及教育成本，以及相对较弱的社会保障系统的体现。另外，个人越来越强的消费意愿也是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因素。

学者认为，东亚社会中女性要相夫教子的传统期待与女性越来越多的社会机会相冲突。与此同时，由于性别差异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不平等让女性结婚的机会成本很高（即结婚意味着生孩子，生孩子的女性意味着不是好员工，所以婚姻家庭和事业发展非常冲突），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女性结婚的愿望。如果女性婚后退出工作养育后代，那么她要返回到婚前同一个水平的工作以及拿取相近的薪金是非常困难的。高学历女性在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上，面临极大的困境。

同时，经济上的不平等与家庭分工上的不平等也让男性的结婚意愿有降低的趋势。在传统的东亚家庭之中“男主外、女主内”非常普遍。但是随着工作机会的不稳定性增加以及生活成本的上升，让男性成为家庭单独的经济支柱已经越来越困难。同时，随着女性教育水平提升，“女上嫁、男下娶”的意愿也导致了高学历女性和低学历男性的结婚困难（参见《数据告诉你：大龄单身女青年最后嫁给了谁？》）。这也导致了夫妻年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男性需要时间来累积资源。另外，婚姻市场的缺失也让男女双方难以认识到合适的人选。过去父母往往在婚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而今这种方式已经成为过去，但是由于长工时以及性别隔离的工作场所等因素，能够替代的婚姻市场、择偶渠道却没有形成。

除此以外，如今的子女处于高生活成本压迫下，但又要担负起赡养父母的传统责任，只能通过推迟结婚以及减少生育来降低成本，而由于低生育率，往往又没有兄弟姐妹来共同分担压力。这个情况在实行一孩政策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总体而言，东亚社会正在进入晚婚少育的阶段，人口老化，劳动力减少。其背后的解释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东亚社会中的婚姻、家庭传统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也非常重要。各国希望藉由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来提高生育率的尝试也大多不成功，对东亚婚姻和家庭变迁模式的研究也还有待推进。

[i] 本文表格（表-1，2，3）数据来源：

a 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tags/series?t=ppp.

b http://data.uis.unesco.org/Index.aspx?queryid=142.
c http://eng.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3/bs2/yearbook_eng/y041.pdf.
d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TLF.CACT.FE.ZS.
e 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1L.asp.
f  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china/fertility-rate-total-births-per-woman-wb-data.htm.
g 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4.asp?chap=0.
h http://kosis.kr/statisticsList/statisticsList_01List.jsp?vwcd=MT_ZTITLE&parentId=A.
i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x.
j Chen 1991; Guo 2003; Li 1985; Liang & Chen 1990; Lu & Wang 2013; Jiang 1995;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02, 2005, 2012; Pan 2003; Zhang 2008; Zhuang & Zhang 2003. The figures for 2000 and 2005 are singulate mean ages at marriage from Jones & Yeung (2014).
k http://sowf.moi.gov.tw/stat/gender/list03.html. 

参考文献：

Bumpass, L. L., Rindfuss, R. R., Choe, M. K., &Tsuya, N. O. (2009).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The case of Japa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5(3), 215-235.

McDonald, P. (2013). Societal foundations for explaining fertility: Gender equity. Demographic Research, 28, 981-994.

Raymo, J. M., Park, H., Xie, Y., & Yeung, W. J.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