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我教美国本科生社会统计课，发现他们对于简单的数学和统计的恐惧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得多，有些学生竟然连开根号都不知道怎么做。当中国学生中的“男读理、女读文”的风潮渐渐得到扭转，女理科状元越来越多的时候，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对理科的恐惧却有增无减。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Maria Charles和Karen Bradley于2009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论文“Indulging Our Gendered Selves? Sex Segregation by Field of Study in 44 Countries”对此有详尽的解释。

这篇论文研究了在4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女生读大学的比率大大增加了，男女在大学录取上的几率渐渐趋于平等，女生的毕业率在不少国家甚至高于男性。可是这种数量上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在专业选择上的男女平等——在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瑞典等资本主义强国），女生在理工科的比重尤其的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者们认为，这是在如下四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下的结果。

在各个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性别本质主义（gender essentialism）都或多或少存在。性别本质主义指的是人们认为自己的性别偏好是天生而不可改变的。这种性别偏好一般表现为女性被认为更擅长人际交流和培育他人，男性被认为更擅长高强度的体力活和理性分析。这种传统的性别认知看似很落伍了，但却被证明有着强烈的稳定性，至今依然长盛不衰。

既然在各个社会都存在性别本质主义，那为什么单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学专业的性别不均衡最为严重？原因之一是在这些国家中盛行着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自我表达独立偏好的权利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特别被提倡的。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父母、老师、大学都不允许替我决定我读什么专业、干什么工作，这是美国大学生的普遍看法。在这种个人主义的自我表达之下，传统的性别偏好特别容易得到合法化，也就是说，女生不容易发现她们避忌理科的倾向实际上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反而会把已经内化了的“我们女生不喜欢读理科”的这种偏好当作一种自由的自我表达。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体系完整而发达，其目的往往在于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课程选项。在通识教育的大潮之下，技术型、专业化的课程反而减少了，更多的课程是符合女生偏好的普适性人文课程。女性学生增加这一趋势本身也使得大学为迎合她们的偏好而设计了更多“适合女生”的课程，例如儿童教育，图书馆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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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在大学，在经济系统里，女性员工占多数的职业也越来越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服务业。由于技术革新，制造业等传统男性主导的行业已经被机器生产取代，职业机会越来越多地转向了还没有被机器生产取代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的工作大多是女性主导，这就为在大学学习女性化专业的女生们提供了大把就业机会。有外在的就业机会作为激励，她们就更没必要学男生主导的理科专业了。 

那么，这四个宏观因素是否真的能解释不同国家大学专业的性别不均衡呢？作者们使用1995年和1999年的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调查）数据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他们首先定义了四大专业领域：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医学及其他。根据该专业女性录取率，该专业的招生数量以及该专业的性别隔离指数（dissimilarity index），作者们预测了该专业的男女生人数。其中，专业的性别隔离指数又作为一个因变量，取决于每个国家里，男女生对“你喜欢数学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性别本质主义）、男女生八年级数学成绩的差异、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大学课程设置的多样化）、学术类大学和技术类专科的比率、研究生阶段女性的比例、女性就业率以及女性从事职业化的服务业的比率（女性化服务业的规模）。作者们使用GDP水平区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并且假定GDP越高的国家，越是个人主义自我表达盛行的国家。这么长长一列的自变量其实就是上述四个理论依据的操作化。针对这个复杂的因果关系，作者使用了对数线性模型来估计。

结果表明：越发达的国家，女性就读工科、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数量越低，但由于护士和公共卫生相关的专业是非常女性化的，所以她们占医科的比率并不那么低。与此同时，女性在人文和社科的人数则远高于男性。像哥伦比亚，保加利亚这些不发达的国家，男女在大学专业上反而是最为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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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述四个因素是否解释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专业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 in field of study）上的差别呢？结果显示，在女生对数学的喜爱程度越低、女性主导的服务业的比重越高的国家，女生读工科和数学的人数越低。作者又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组做了组内分析，发现四大因素中，对数学的喜爱程度在发达国家组内，是决定女生读理工科的最重要因素（女生越喜欢数学，专业性别比越平衡），而GDP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组内是决定女生读理工科的最重要因素（GDP越高，专业性别比越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专业选择的性别平等程度反而越低这个结论与所谓的现代化假设是相反的，因为现代化假设认为，GDP越高，性别越平等，因而大学专业的性别比也会越平等，本文的作者提供了足量证据反对这个直线性的社会进化理论。

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成为教育社会学领域的一大名作，不断被人引用。至今我也看过了不少次，在硕士论文里也做了引用。我认为它的吸引力一方面在于，不同于纯粹的个人主义解释（“我就是喜欢文科不喜欢理科”），作者们提供了宏观的社会学解释，使得个人主义解释有了社会基础（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提倡个人主义表达，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更多女性化的服务业工作）。这类宏观社会学解释让社会学在专业性别隔离这个上问题有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另一方面，直线性的社会进化论在这里得到了否定：社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真正的性别平等，至少在专业选择上，越发达的国家似乎是越退步。

当然，这篇文章在方法方面并非十全十美。聊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些读者喜欢批评变量操作化的粗糙。例如性别本质主义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变量直接被简化成了“是否喜欢数学”，这种做法是否可取，见仁见智。但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发达国家教育弊病，我觉得确实得到了现实教学经验的证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倾向是否也会蔓延过来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