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千万人吾往矣，晚清大变局中独醒的“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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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潇湘晨报·悦读，作者刘建勇。

已故史学家陈旭麓在他的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里认为郭嵩焘非常凄惨：“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西方）使节，他是在一片冷嘲热骂中步出国门的。作为洋务同辈里见识、才干高人一头的早熟者，他又因真话讲得太多而备受攻击，体无完肤。在他生前，《出使日记》被毁版；在他死后（庚子事变正盛之际），有人还奏请戮他的尸体，以谢天下。”

知名学者、中南大学的孟泽教授初读郭嵩焘的日记时也有相似的感觉，后来更多、更深入地进入郭嵩焘的精神世界，他被郭嵩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信念和恢弘气度感动，进而认为郭嵩焘伟大：“在一个曾经激昂的未必理性的年代，在一个常常因为当局者颟顸而不免举世昏迷的地方，像郭嵩焘这样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做成了孤独的‘逆流’和‘反派’，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清明的见识和‘野蛮’的真诚”。

为此，孟泽教授写下并重新修订了《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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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谤满天下

郭嵩焘还是不忍不谈洋务

“左季高言洋务不可说，一说便招议论，直须一力向前干去。季高近日在德国购买机器，织布、织羽呢，招集西洋工匠至二百人，真是一力干将去。然吾犹惜其舍本而务末。即其末节，亦须分别重轻缓急。织布、织羽呢，何关今时之急务哉？吾于洋务，稍能窥见其大，自谓胜于左季高。又无任事之权，只凭所见真实处，详细说与人听，激动生人之廉耻，而振起其愤发有为之气。”

这是郭嵩焘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二十三日写的日记。这一天，因为有人送了郭嵩焘满汉筵席，他便请了几个友人来家里喝酒。其中有位叫黄子寿的友人建议他戒谈洋务。当天，郭嵩焘便在日记中又谈起了洋务。

△郭嵩焘

日记中，他批评了左宗棠的洋务是“舍本而务末”，遗憾自己没有“任事之权”，只好把他“所见真实处”，详细说与别人听。

郭嵩焘对洋务、对洋人的看法，在当时是很有些“吓人”的，例如，这一天的日记，他还在后面补充说洋人并没有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为此，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谈洋务，“吾何为拒之？又何为隐情惜己，默而不言哉？”

约三十年前从“走向世界丛书”开始接触到郭嵩焘，近十余年对郭嵩焘有着深入研究的孟泽教授在《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中，引述了郭嵩焘这一天的日记。

郭嵩焘的那种不隐情惜己、自同寒蝉的姿态，在孟泽教授看来，很像是一个热恋中的人，“言辞越是充满怨怼，证明情感陷溺得越深，以致不能支配自己”。

孟泽教授认为，让郭嵩焘深陷的，是源于文化遗传中禀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据，而使命的直接对象，便是“君国”“君父”。

1879年3月，从驻英公使任上黯然被召回国的郭嵩焘抵达上海后，虽然总理衙门让他“先期回京”，但，颇感受伤且仍在愤慨之中的郭嵩焘选择了直接返乡。郭嵩焘的洋务主张不容于当时，哪怕是他原以为可以让他稍息疗伤的家乡长沙，也给他狠狠补了一刀。他还没回到国门，长沙就有谣言说他要改上林寺为天主堂，从而群情激愤。等他快回到长沙，因为搭乘的船只是由洋船拖带着逆湘江而上，而遭到抵制。他从草潮门上岸后，也没得到迎接，“自巡抚以下，公然傲不为礼”。

“郭鬼子”“名教罪人”“汉奸”，归国后，即便谤满天下，郭嵩焘还是不忍不谈洋务，他不能“坐视诸公醉卧覆舟之中，无有醒悟”。

 “提供新的世界观的人

往往被忽略甚至敌视”

一百余年后，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期间写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因编入由锺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而被今人较大范围知晓。孟泽教授也是藉由此书最初“认识”到郭嵩焘的，那些日记，孟泽读下来“既怦然心动，又瞠目结舌”。从此，对不只是教科书上的近代史，特别是郭嵩焘身边的世界，有了一种了解的愿望。

△《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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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丛书》（初编），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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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孟泽教授因为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开讲郭嵩焘，而随电视台的编导去了郭嵩焘的老家。他看到，与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视不同，郭嵩焘在他的老家湘阴、汨罗，几乎没了一丝“遗迹”。彼时，孟泽教授已经对郭嵩焘有了足够多的了解，他惊讶于郭嵩焘的见识，同情郭嵩焘的遭遇。为此，他对湘阴当地的朋友讲，五十年之后，郭嵩焘的名望会高于左宗棠。

孟泽的这个论断，在千百年来形成的以成败论英雄的氛围里，颇有些一意孤行的味道。但他坚信他的判断没有错，“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当时的人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他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敌视，郭嵩焘生前已经亲历过；忽略，也曾是郭嵩焘身后较长时间存在的事实。和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林则徐等人相比，郭嵩焘一度被忽略太多。

郭嵩焘去世十年后的1901年，他的同年李鸿章以空前屈辱的的条件代表清廷再一次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然后上书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类似的话，郭嵩焘早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就大声说过，还曾当着慈禧的面说过，但无人响应。李鸿章临死前的这次上书或让朝廷有所醒悟，但为时已晚，十年后，清廷走到了它的终点。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郭嵩焘曾在一首诗中如是写到，这既是他的自信，也是他的无奈，他知道自己的思想不容于当时，但他认为百代千龄后终有人明白他的用心良苦。

所幸，世人识他，并没有真的等到百代千龄后。

对话孟泽：郭嵩焘

“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

悦读一线：出生于世代商贾之家，郭嵩焘为人处世似乎应该更懂得变通，但事实是他“受命不迁”“独立不改”，与他的同事僧格林沁、刘锡鸿等人有不愉快乃至闹翻，与发小左宗棠也有嫌隙，给人的印象好像情商不高，真是这样吗？

孟泽：曾国藩说，郭嵩焘“性近急遽，芬芳悱恻”，不太适宜婉转官场，这是真的，尤其是传统中国那种多应酬、多潜规则的官场。郭嵩焘恳挚率真，为人坦荡，没有城府，这跟出身农家或商家，关系不大，他跟僧格林沁、左宗棠、刘锡鸿相处不太融洽，甚至发生矛盾，不止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应该与思想有关，因为这种思想关乎家国天下的措置与安排，郭嵩焘尤其较真，不能妥协。思想不融洽，性格再好也难免关系崩溃。

悦读一线：您觉得，在郭嵩焘的时代，造成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对洋人的看法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郭嵩焘能够超越同时代的人？

孟泽：清朝幅员广大，洋人洋务仅在几处海口与中国发生关联，如同九牛一毛。郭嵩焘区别于一般人，较早对洋人有正确的认知，一个是观念上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他很早就发愿研究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考证并超越夷夏之辨，突破了所谓华夷之大防。另一个是他的亲身经历多少有些特殊，1856年，他就见识了上海的英法租界洋泾浜，我们说的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他都有所见识和亲历，后来更有作为英法公使的经历，所见自然就有别于众人了。

△ 孟泽教授，《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作者

悦读一线：大沽之捷后，僧格林沁建议朝廷将英法历年来狂悖情形宣示中外，“该夷如知愧悔，中国不为已甚，仍准和好。倘执迷不悟，即绝其通商，该夷唯利是图，或可就抚。”“绝其通商”的建议，您在书中提到，林则徐也曾有过。当时大清官员是不是看不到通商对自己也有好处，所以才动不动拿“绝其通商”去威胁外国？

孟泽：古代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不认为商业可以创造价值的，对于商业的腐蚀性充满警觉，对于商人的非道德、反道德可能性有夸张的看待。西人以通商为务，由此谋生存，这本身就让国人低看一眼，也顺理成章地认为，绝其通商就可以制其命。

悦读一线：身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主动或被动，晚清的有识之士都在看世界，对于谁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各有说法。您力推郭嵩焘为第一人，主要的依据有哪些？郭嵩焘“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的动力（动机）来自哪里？

孟泽：我之所以认为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真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是因为原来被我们看作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是林则徐或魏源，都没有动摇对于夷夏之辨的信仰，他们的世界观依然是建立在夷夏之辨的思想基础上的。而郭嵩焘则很早就打破和否定了夷夏之辨对于西方文明的歧视性看法，没有出使以前，他就认为，西方文明是对等的文明，西方人不是夷狄。所谓睁眼看世界，当然不能把世界看扁，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代人中，只有郭嵩焘。郭嵩焘不计毁誉，不惜身被骂名，要先觉觉后觉，基于他对于天下大势的判断，他认为，西力东来，西学东渐，无可阻挡，中国只有顺应，无可逃避，自我封闭更加只能是灾难。这样的呼唤和呐喊，自然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家国、自己的文化的发自本能的热爱！

悦读一线：“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曾国荃为郭嵩焘鸣不平而说的这两句，您认为是那个时代能给予郭嵩焘的最高评价。恰巧，郭嵩焘认为对洋务的看法，曾国荃也是高于他自己的。对洋务的认知，常被认为是粗人的曾国荃和郭嵩焘的高度一致，是巧合吗？

孟泽：郭嵩焘对被人视为粗人的曾国荃认同度很高，不仅因为曾国荃大开大合，敢作敢为，乃国之干臣，还因为，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荃有大才情，有大见识，大格局，他说政府诸公根本不懂得曾国荃。曾国荃曾经说，跟洋人打交道，不仅谈判要讲诚信，打仗也要讲诚信。郭嵩焘对此说法，大为赞赏。

悦读一线：郭嵩焘晚年给李鸿章等人的书信中就商业、商民、富强等问题多有谈论，“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等等，他明知这些言论是当时朝廷非常忌讳的，但还是直言不讳，这能说明君父思想在他这里有了动摇吗？

孟泽：郭嵩焘的很多看法，很多观点，在当时的文化和体制内，确实显得非常异端，让人惊悚。但郭嵩焘对于自认为所见正确的判断，根本不动摇，认死理，他的心灵有一种罕见的开放和包容性，他本人有一种自我解放的愿望和能力，有一种难得的赤子之心。因此常常显得无所顾忌。但是，他终究是传统教养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君父思想对他来说是准宗教性的，维护君父体制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下意识的，即使因为对于现实的洞察与批判，这种类似信仰的观念是不会轻易解体的。

悦读一线：敢为人先，被认为是近代湖南人的一项优秀品质。尽管洋务先驱中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很具影响力，郭嵩焘为开启湖南文明还设立了思贤讲舍，湖南一度被认为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但，就是在这样的湖南，这样的长沙演变成“拒绝文化洗礼”的“铁门之城”，长沙士绅因为郭嵩焘回长沙乘坐的船是由洋船拖带而大不悦。所幸，后来的长沙又能开风气之先。当时的长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剧烈地摇摆？

孟泽：这其实不奇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对于湖南人极端的保守与极端的开放都有过感慨，有过观察，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基于湖南人相对具有极端性的性格吧，说起这种性格的来源，非一言所能尽。

有一点偶然性可以提一下，郭嵩焘晚年在长沙与士大夫群体的互动，我觉得是长沙乃至湖南最终率先走向维新的重要契机。我的好朋友十年砍柴在刚刚发表的推文中说，郭嵩焘晚年以文教为使命，希望由此出发改变人心风俗，但并没有培养出影响社会的人才。

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晚清重臣瞿鸿机就是郭嵩焘的学生，只是郭嵩焘不像王闿运那样以陶养人才、笼络人才自居，郭嵩焘说过，他平生不喜欢别人依附他，自己也不喜欢依附别人，包括精神人格上的依附。

更加重要的是，晚年郭嵩焘与比自己小一辈的陈宝箴和陈的儿子，关系非同一般，他的文集里有不止一篇写给陈宝箴的，对于陈充满殷殷之情、切切之望的文章，日记里更大量记录了他和陈的往还，对陈宝箴儿子的欣赏不置，对曾重伯、郭庆藩等青年才俊的赏识，对王先谦的有保留的信赖，他在他自己创办的禁烟公社、思贤讲舍的每一次演讲，即使今天看来，其内容所显示的思想的先进性与现代性光辉，都令人叹为观止。我有一个判断，尽管很难实证，郭嵩焘对于陈宝箴父子，对王先谦他们的影响，正是后者让湖南走上维新道路的直接原因之一。

悦读一线：“伟大的”“失败者”，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时，郭嵩焘的悲剧气质更加彰显了出来。您觉得作为曾经的独醒者，作为一个伟大的失败者，郭嵩焘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孟泽：简单地说，通过观察郭嵩焘的人生遭遇，我觉得，我们的性情，需要有更多的愿意并且允许自己，也允许别人择善固执、一意孤行的勇气，我们的文化，需要有更多能够接纳异端思想的广大与包容。我们需要超越内向性的、排他性的和垄断性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要有以人类为基点的人道观和世界观，不要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自外于文明世界！只有这样，我们自己，我们的国家，才可能有宽广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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