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2月6日，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邢福义先生因病在武汉仙逝，享年88岁。李宇明教授是邢先生的“开门弟子”之一，李教授特授权几家公众号推送他当年发表的跟邢先生相关的几篇文章，以寄哀思，以表怀念。近日逐篇推送。此为第三期，推出《一代学人的坚守与担当——读邢福义先生<寄父家书>》（《光明日报》2018年6月23日，11版国学版）。
《寄父家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收录了邢福义先生1955年至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240余封家书，时间跨度37年。捧读《寄父家书》，是一次陪着邢先生穿越时空的游历，是在倾听一位学者的父子对话，也是一次身心洗礼。我们分享着邢福义先生对家庭、对学业、对教育、对社会的特殊感受，感受着黑格尔说的典型性的“这一个”，同时也是在体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结、心绪和心路。如果我们身处邢先生的时代，置身于他的处境，我们会怎么做？
邢福义先生1935年出生于今海南省乐东县黄流镇，17岁外出求学，32年之后才第一次回乡省亲。漫长离别岁月，诸多人事消磨，邢先生都快听不懂海南乡音了。但家书，是他对乡情亲情最浓重的表达，也成了他当年所思所为的一种仪式性倾诉。从1955年至父亲逝世的2001年，邢先生坚持给父亲写家书，最多时一年有12封。父亲珍藏着儿子的书信，并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还在每册前写上内容摘要。邢先生的父亲邢诒河老先生，生于1912年，2001年辞世，享年90岁。邢先生的封封家书，都在向父亲汇报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还有经济上帮扶亲人的情况：“工作初期需要大量买书，结婚，有小孩，替祖母还债，等等，使得经济上一直不太宽裕，所以不能经常地给弟弟、关忠他们寄三多二少（指少量的钱），一直内心深感惭愧。”“儿知道，在家里，三叔也好，阿娘也好，哥哥嫂嫂也好，都需要经济上的支援。儿说了，这么多年，现在工作了，支援他们的责任自然而然应该落在儿的肩上。”“正处经济非常紧张之际，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寄上二十元，恐怕只能像大河里投进一滴水，没有什么大价值，但在我说来，离下月发工资还有十三天，这十三天怎么打发，却就难了。”读着这些文字，心悸连连，热泪盈眶。这些家书，对于命途多舛的邢诒河老人而言，一定是一种期待，一种抚慰。尺牍虽短寸心长，万金难抵家书情。在那沧海横溢的岁月里，邢福义先生的家书，是最有温度的尽孝方式。
邢福义先生1956年以优秀专科生的身份留校任教，自认为最大的挑战，一是自己的专业基础薄弱，二是学生对课程不重视。为了做好教学工作，邢先生下足了功夫。在1957年的家书中，他说：“孩子……整天看书……由于‘忙’得有些不正常，开始影响了孩子的身体，例如晚上睡不好觉，等等。”“备课所花的时间很多，而且很费脑筋。比方，明天上午要讲毛主席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就使我用了个把星期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来准备。因为这篇文章很短，很精粹，学生都很熟，要是不‘费脑筋’来钻深钻透，是无法讲得让学生满意的。”功夫不负有心人，邢先生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学生的专业态度。他在1959年的家书中说：“不管到哪里讲课，反映都很好。”1962年的家书中记录了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评价：“在来上课之前，说实话，我们对汉语是不感兴趣的，觉得枯燥，用处不大……可是上了您的第一课后，是的，上了第一课后，我们马上改变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在您的清晰、流利、生动，而且那么熟习的讲授下，我们常常是睁大眼睛，全神贯注，不知不觉中度过一百三十五分钟，这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1962年，邢福义先生被指定在系务会议上作“我是怎样备课的”典型发言，此时的邢先生才27岁，工作刚刚6年时间。教学，需要天分，需要责任心，更需要花真功夫！ 站好三尺讲台不易，成为卓越的研究者更加不易。邢先生留校时就定了目标，要成为一名专家。1957年家书中说：“前进，只有前进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儿将努力地在十年八年内把自己提高到接近专家的水平。”邢先生把教学、读书、研究三者有机结合，《寄父家书》中说：“在这一学年中，儿已订了进修计划……‘进修’是分两条线进行的。一条是读书，好好地领会前人的见解，这是一个摄取知识的过程；一条是作小专题研究，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巩固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获得更新的知识的过程。”邢先生在1957年就撰写了9篇论文，并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这篇文章对语言事实观察入微，初显邢先生的学术风格。无论教学任务如何重，无论工作多么忙，邢先生都从未放松过学术研究。《寄父家书》中说：“虽然忙，近两（个）礼拜来也挤出了一部分时间来把《试论复指主语的“自己”和充当小主语的“自己”的区别》一文做了一次彻底的修改。”“上个学期，儿的教学任务相当重……抽出了一些时间来搞科学研究，结果，一共写出了大小文章六篇。”“在这几个月来的紧张中，也没有忘记搞科研。”邢先生数十年笔耕不辍，发表文章177篇，出版著作14部。这是让人望而兴叹的数字。 1978年全国恢复技术职称时，邢先生被越级提升为副教授。当时华中师院中文系人才济济，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多的是，邢先生作为两年制专科生直接提为副教授，有人开玩笑说是“一步登天”。1983年，邢先生晋升为教授，成为当时华中师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当时全国汉语语法学界最年轻的教授。1990年获博导资格，成为华中师大中文系唯一的博导，全国现代汉语语法领域当时只有6位博导，另5位是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张斌、陆俭明。学术荣誉的获得和社会身份的改变，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邢先生在家书中特意叮嘱父亲：“提升事，告诉各亲人就行，不必宣扬。”“荣誉，很容易使人头脑发昏……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同时，谦虚自处，谨慎待人，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邢先生为人光明，为学扎实，也不惧闲言碎语。“毁誉并生，自古皆然。但是，我用心血浇灌事业的花朵，用辛苦开拓学术的园地，不招谁，不惹谁，谁再嫉妒，也毫无办法。因此，我淡然处之。” 父亲落实政策、解决“农转非”问题，是件生活大事，也是个久积心事。《寄父家书》中邢先生如此劝慰父亲：“您的事，我以为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水不到，写再多的申请也成不了；水若到，即使不写申请也可以成。最好的办法是，有机会就适当地跟有关人物接触接触，增加点影响。所谓适当，包括适量，也包括得体。不适量，不得体，都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这也是邢先生的处世哲学，不卑不亢，水到渠成，适当得体。 邢先生著作等身，蜚声中外，这是一辈子“赶路”的成果。邢先生说：“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在紧张“赶路”中，他的身体透支了，他几乎以一种“糟蹋自己身体”的方式拼命前行。用脑过度而造成的严重的神经衰弱，使得他几十年来就没怎么睡过好觉，常常失眠，长期服用安眠药。患过的病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肺结核、肝炎、肠胃炎、肾炎、支气管炎、慢性咽炎、肥大性脊椎炎、高胆固醇血症，还有拉血、粉瘤等，很明显，这是积劳成疾所致。在紧张“赶路”中，他顶得住高压，耐得住寂寞，“抬头是山、路在脚下”。邢先生当了20余年的助教，这是时间很长的助教，但他的声名早已享誉学界。邢先生一生能潜心治学，政治上追求进步，凭借的是什么？努力，毅力，信念，信仰！
附注：
李宇明评论邢福义先生的文章还有：1.《抬头是山 路在脚下——邢福义的治学道路》，湖南《云梦学刊》1989年第1期。2.《语法研究中的“两个三角”和“三个平面”》（眸子），《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4期。3.《立足汉语事实，着力理论探讨——〈邢福义自选集〉读后》（眸子），《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4.《语言学家邢福义的辉煌人生路》，《武汉春秋》1996年第2期。5.《汉语语法“本位”论评——兼评邢福义“小句中枢说”》，《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第1期。6.《语言研究的方法、理论和治学风格——〈邢福义选集〉读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邢福义先生
1935年5月生，海南省乐东县人。首批“荆楚社科名家”之一，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曾任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汉语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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