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之爱 | 爱，生命，后人类

显然，这个略显哗众取宠的题目借自当红的Netflix动漫系列剧《爱，死亡和机器人》，如此一部了无新意的剧作却能再度在大众文化的荒原之上掀起一阵热潮，无非也只是又一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们人类对于那个日益失控的未来的焦虑，其实从未真正缓解，遑论释然。此种焦虑又与历史上那一次次或惨痛或迷幻或荒诞的灾异有着明显的差异。确实，地质灾变、疾病瘟疫，乃至末世论的恐慌等等，在人类种群并不漫长的进程中亦屡屡出现，但我们从未如当下的时代一般，如此鲜明而强烈地体验到那种近乎终极的悖谬性的“孱弱（faibless）”：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终结的命运，甚至都能够大致计算、划定趋向死期的时间轨迹，但就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从根本上逆转这个“时间箭”的方向。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拥有着更为强大惊人的科学和技术力量，但无论怎样殚心竭虑、皓首穷经地去研究去思辨，那个陌异而失控的未来却丝毫都没有变得亲近而熟稔。命运不再是斯芬克斯的谜语，不再是逼迫人刺瞎双眼、转脸避视的超越力量，相反，如今它就是宛若画卷一般清晰生动逼真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清晰到每一个字节、每一个像素。而与之对视的我们也恰似纳克索斯在止水的表面望见自己的面孔，但那当然不是童真的镜像，而更是死亡的面具。

Netflix动漫系列剧《爱，死亡和机器人》

此种终极的无力和孱弱在晚近的思想和艺术的领域也都有着极致的体现，一个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典型症状正是“复刻”。五花八门、一轮又一轮的复刻早已成为文化“创造”的基本方式。我们复刻《攻壳机动队》和《银翼杀手》，我们复刻80年代的流行乐和迪斯科，我们甚至无聊到要去复刻爷爷辈的球鞋球衣，任何一点点复古要素的借尸还魂，都足以能够为焦虑惶恐的人心提供一阵温暖的电击流。此种近乎卑微渺小的快乐其实并不难理解。之所以会有复刻潮、蒸汽波、古着风，那无非只是对于陌异未来的一个近乎生理而本能的反应而已。面对一个迎面而来的未知莫测的力量，最直接自然的反应也许并非是开动心智去“创造”种种防御和回击的工事，而或许更是一下子蜷缩身体、抱紧自己，抓住身边已有的一切去将那早已伤痕累累、孱弱不堪的生命严密包裹。创造与回击需要时间，需要间距，而这些稀罕的要素恰恰是这个无限加速的时代所难以真正提供给我们的，但自我保护的本能并不需要多少时间，也不需要动用多少力量去撕开间距，相反，它就是铭刻在生命之中的惯性程式，只要一遍遍地唤醒、“重启”就可以了。在消弭一切差异的毁灭性的终极力量面前，也许唯有“重复”才是制造“差异”的最简捷经济的手段。

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1995

在乱世中保持心灵的宁静，这只是犬儒；在末世前沉溺复刻的狂欢，这只是虚无。难道我们不应该激活身上依然残存的积极的、行动的力量，在未来的伤痕之处重新激发生命的力量，在毁灭的边缘之际再度反省自身的位置？一句话，在今天，哲学与艺术更需要关注的仍然是“主体性”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身上到底有何种力量仍然能够掌控自身、划定边界，从种种外部力量的湍流之中拯救一处庇护的居所，这仍然是这个后人类时代的终极问题。理性、情感、意志、欲望，这些在哲学史上被一遍遍诉诸的力量，似乎都逐渐失去了既有的效力。如今足以对抗死亡和毁灭的，是否仍然唯有“爱”这个古老到难以忘记、强大到难以抹去的终极力量？爱与死，作为令万物趋向于创造与毁灭、有与无这两极的终极力量，似乎仍然是激发当下哲思的有力契机。

电影《银翼杀手》剧照，1982

关于爱，实在有太多可以“复刻”的古老话题，我们甚至会直接想到巴迪欧将其作为四种真理程式之一（科学、艺术、政治、爱）的晚近举措。但在这里，我们却想进行一种时间上的逆转，将最古老的爱的智慧与最当下的人类生存接合在一起，营造一次新的轮回，构制一个新的镜像。在《论爱》（De l’amour）这本小书之中，吕克・费里（Luc Ferry）提及了由腊词而来的三种关于爱的古老智慧，即eros，philia和agape——可以用不太严格的方式将它们分别理解为“情爱”“友爱”和“圣爱”。这三种爱虽然在逻辑内涵和时间次序上多有交叠，但大致可以描摹从控制论到后人类再到人类纪（Anthropocene）这三阶段的演进历程。

吕克·费里，《论爱》

控制论与后人类有着最直接密切的关联，与20世纪上半叶的种种思潮（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截然不同，后人类看似也在回应着经典的哲学难题（尤其是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但它的最为直接的思想来源无疑正是控制论的三次技术变革（自反性→自组织→创生性）及其所引发的人—机关系的分合。凯瑟琳・海勒（KatherineHayles）在奠基性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中早已明示这个要点，而书中所贯穿着的两个关键词“连接”与“界限”也恰恰极为准确地描摹出其中所隐含着的焦虑乃至紧张的情绪。“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这个经典的定义恰好揭示出两个看似相辅相成、实则相互背离的趋势：后人类不再有着稳定的中心和本己性的“内部”，他从一开始就必须且已经向着外部的技术和媒介网络开放，在其中不断编织、重构自己。因此，后人类时代最基本的问题绝非“我是谁”（Who am I?），而恰恰是“我在哪里”（Where am I？）。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正是我在网络之中所处的位置、所编织起的关系才真正界定了我之为我，但也正是在这里，引发出后人类的最深刻焦虑：即便我不再有现在的、稳定的中心，但我毕竟还是具有一个暂时的、变动的中心。简言之，我并非仅仅是一个结点（node），与其他所有结点之间处于可替换的等价关系之中。相反，无论怎样拓展和编织网络，在我和外部之间、在人与机器之间似乎始终还是有一条边界有待不断被厘清和划定。人的生命是多变的、开放的，但那毕竟还是“人”的生命，而没有彻底迷失、消散于技术的网络之中，没有彻底滑向机器那一极。所以在后人类最深层的思想动机之处，人与机器间的变动却清晰的边界以及由此最后不断维系着的人对自身的掌控，这些都是强烈鲜明的动机。

电影《银翼杀手2049》剧照

 “对于其他生命形式，不管是生物的和人工的，我们都愿意同它们共享这个星球甚至我们自己。”《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全书这最后一句话的余音似乎至今仍然不绝于耳，但其中所回响的与其说是罗伯特・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所疾呼的科学家的“信念”，更应该将其理解作一种深沉而又复杂的爱。确实，在晚近的各种思潮之中，几乎没有哪个能如后人类这般如此充溢着爱的激情。对生命之爱、对机器之爱、对世界之爱、对未来之爱……所有的爱交织在一起，而其中所奏响的正是eros和philia这两个最古老的动机。情爱是占有、是征服，充斥着欲望的强度和挥之不去的等级关系。这样一种爱在早期的人—机关系之中似乎体现得最为明显。机器并非仅仅是工具，她往往还是情人和伴侣，在此种错综复杂的情念之间，人—机关系在主奴辩证法的各种倒错变体中辗转沉浮。这也是为何在早期的赛博朋克的文艺作品之中，总是充满着种种迷离的色情和扭曲的虐恋，《神经漫游者》和《银翼杀手》无疑是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但此种倒错色情的根源并非仅仅源自人类肉体在“具身（embodiment）”与“离身（disembodiment）”这两极间徜徉恍惚的暧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所直接指向的正是巴塔耶和福柯所着力阐释的“僭越（Transgression）”的极限体验。僭越，并非边界的彻底消失，也不是彻底滑向对面和彼方，而更是游弋、盘桓于边际之处，在趋向于极限的过程之中不断释放出兼具破坏与生成的强力。是的，机器和网络正在以前所未有、无可比拟的速度和暴力将人带向那个未知的边界，那或许是深渊，或许是福祉，但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并未彻底全然丧失其所是，而是竭力在毁灭和终结的边缘之处近乎疯狂地享受着“我还是自己—我已不是我自己”的僭越快感。这就正如福柯在致命车祸后静卧在血泊之中，但却慨然长叹：我快死了，但这又是怎样一种极致的快感！

《神经漫游者》（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但正是此种生死纠葛、爱恨交加的eros，在海勒的经典后人类立场中不断被质疑、被否定，乃至被超越。情爱固然刻骨铭心，荡气回肠，但它最大的症结正在于不稳定、不持久。那么，后人类的希望又怎能维系在这样一种变动不居但又脆弱不堪的情感之上呢？由此，海勒在书中所倡导的无疑就是philia之爱，那种手足之爱，同胞之爱，血脉相通、生命传承之爱。这样一种爱也许平淡，或许平凡，但却能从根本上维系人类生命的延续，带着希望和憧憬去迎向那个命途多舛的未来。也正是因此，海勒在讲述了《雪崩》（Snowcrash）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机边界彻底消弭的未来启示录之后，却仍旧笔锋一转：“我们可以在未来继续活下去，继续发现意义，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这正是后人类之“友爱”的终极胸怀。我可坦然赴死，但并非是因为趋死的快感是如此强烈，而恰恰是因为在其中我同样强烈地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希望，对未来的信念。如此看来，晚近最具有后人类友爱的电影当属《金刚狼III》，在影片的最后，奄奄一息的金刚狼安静祥和地望着那些变种人的后代走向远方，消失在天际。

电影《金刚狼III》剧照（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或许作为人类，我们所能奢求的也至多只能是这种情同手足的philia之爱吧。也难怪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2016年的新书《与忧患共生》（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中提出了与此颇为吻合的口号：“Makekin not babies！”是的，为了生命的延续，我们本不必将philia局限在人类种族的狭隘范域之内，而更应该将其向着最为广大的生命网络（web of life）扩展。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宇宙中，哪一种生命不能成为人类之友呢？在这场前途未卜的博弈之中，难道博爱的胸怀不胜过悲天悯人的孱弱之痛？当然。但似乎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变种人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我们希望那个未来仍然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属于我们，但如果此种希望仅仅是虚幻的安慰和更为孱弱的假象呢？如果那个未来与我们之间是终极断裂（disconnection）而非传承延续的关系呢？如果那个陌异的未来是逆行撞上我们，又在我们身上留下不可愈合的创伤呢？若如此，我们不会期待哈拉维的那些温情脉脉的神话所宣扬的民胞物与philia能带来切实的拯救，而似乎更想转向列维纳斯和德里达这样的思想家，秉着终极好客（hospitalité）的原则去执着地追求着极端的agape之爱：爱那个未来，无论是敌还是友，无论是恶还是善，无论是毁灭还是生存，因为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或许在终极的神圣性之处，我们将再度重新发现人性之所在？

文 | 姜宇辉

本文刊载于《典藏·今艺术》2019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