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 第一法商CHANNEL 

12月19日午间，金陵，惊悉先生仙逝，悲痛万分。

那天下午回京的高铁上看到王涌教授发来先生最后的这段视频，泪流满面。——先生以这种方式告别这人世，可谓沧桑浪漫到生命的极致！

12月23日清晨，八宝山，送别先生。

遗体告别仪式规格很高，尤其各界人士数千人自发从全国各地赶赴过来，据说不少人早上四五点钟就赶过来排队。大家似乎都没有表现出过度悲伤——毕竟，这是喜丧。

几乎一来北京就有幸与先生相识，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心情始终难以平复，既无法也不愿以某种社论式的言语对先生进行宏大叙事式的评价。近几天断断续续写下这些文字，记载与先生交往的细枝末节、寻常琐事，来表达内心最真切与朴实的哀思。（J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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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生的睿智沧桑，尽显大无畏的人生浪漫

初识先生，非常浪漫。

2004年下半年在法律出版社召开的一次关于媒体与司法公正的研讨会上，背景是法律社当时新出了一份法治与传媒相结合的期刊。——彼时，我刚刚辞职到北京重新做律师。

上午的论坛结合自身担任中级法院审委会委员和新闻发言人的经历做了一个关于司法公正与媒体监督的即兴讲演，其中提及“感动我、相信也足以感动在座每一个人乃至中国法治的那道风景线：江平先生的眼神，睿智沧桑，见证着共和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同时恳请大家全体起立，以最热烈的掌声向先生表达我们内心最崇高的敬意。

下午的论坛，主办方特别邀请我上台作为正式的演讲嘉宾就媒体与法治的关系进入深入阐述。发完言后先生示意我坐到他身边，无言地拍着我的手，带给我温暖与鼓励。——那也是我第一次现场近距离领略先生的讲演风采：条理清晰、内涵丰富且从容不迫、大气磅礴的深刻表达令人情不自禁地心生敬意。

那以后有幸多次现场聆听先生讲演，感觉先生有着强烈的“表达欲”但却没有丝毫“表现欲”，所以他老人家的观点虽然总是一针见血但语言从不过头夸张更不会哗众取宠，而是以最平实的语言表达最为犀利深刻的意见——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于先生而言，公共表达（呐喊）乃是他老人家通过启蒙公众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行合一”：薄王重庆时期，先生直言“要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疫情艰难时期先生坦言“经济下滑更要警惕法治倒退”！......所有这一切，需要何等的大智大勇！古人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先生始终以他的言行践行着生命的不朽。

晚上提及明天送别先生，西政某位知性美女教授说到她理解的先生的浪漫道出我心中所想：浪漫的本质是超越庸常；凡大格局大视野皆为浪漫；“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更是一种大无谓的浪漫！

二、对律师的殷切期许，尽显先生深切的法治浪漫

2006年12月，张思之先生八十华诞暨执业五十周年庆祝会在北京举行，江平先生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总结出“思之精神”。彼时我的第一本讲演文集《杀光所有的律师？！》（后因出版需要更名为《我反对！——宪政维度下律师的价值》）正在法律社准备结集出版，遂恳请先生为之作序。先生边听我讲书中内容边有些“憨态可掬”地把嘴里的东西吃完，然后拍着我的手说“好好好”——感谢摄影师记下了这生动的一幕！

2009年我的第二本文集《和光同尘——法治时代的权利博弈》准备由方正社出版发行时先生大病初愈，表示作序暂时没有精力，便给那本书题写了书名。后来那本《控制公司——基业长青的大商之道》在北大社出的时候，先生欣然署名推荐。那回中国数字电视台CNTV在对我进行专访时，突然播出了下面这个先生勉励我的VCR，格外令我感动。——先生对晚学后辈的勉励与提携，始终温暖着我前行的道路。

先生在拙著《我反对！》的序言（点击即可参阅）中提出了律师的三种境界：“第一个境界是有高度责任心，全心全意为当事人服务；第二个境界是有社会良心，为弱势群体、为权利被践踏的人伸张正义；第三个境界是有历史使命感，敢于为中国的法治与宪政，挑战权威、挑战体制。——这需要良知，也需要勇气！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律师都做到，但许多律师努力朝这个方向在努力......”这对我，无疑是一种终生的鞭策！

“国家兴，法治兴；法治兴，律师兴”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律师兴，法治兴；法治兴，国家兴”则是先生的特别浪漫！

三、呕心沥血铸造仲裁公信力，尽显先生夙夜为公的事业浪漫

先生是中国仲裁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仲裁公信力的建设者与守护人（点击即可参阅），当时担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曾多次就自己所参与的热点法律事件及前沿法律问题向先生讨教并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也曾向老人家报告自己对于仲裁的一些心得与理念，“仲裁是公共权力社会化多元化的表现与产物”“仲裁作为社会性权力其公信力需要专业、公正乃至市场竞争”“仲裁具备适当的前瞻性乃至造法性”等等。此后先生公开发表的演讲中，也认可了我的不少意见。

2008年起，我开始担任武汉仲裁委/武汉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不久，先生勉励我说：你也要争取成为北仲的仲裁员，我来跟红松（时任北仲副主任、秘书长王红松女士）讲。感谢了先生的“内举不避亲”之后赶紧报告他老人家我已顺利通过北仲和清华的联合培训，且在结业模拟仲裁庭上被选为首席仲裁员，应该很快就能正式成为北仲的仲裁员了！——下面这张照片，是北仲年会时与先生的合影。没有向他老人家报告过的是：十多年过去，我现在已经担任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西安、大连、武汉等很多家机构的仲裁员了。

已经出家多年的杰出律师陈惠忠兄曾经撰文回忆他所代理的一起巨额仲裁案件，当时先生是首席仲裁员，仲裁庭其他成员也都是法学界知名人士。在所有人都感觉当事人陈述过于啰嗦冗长时，唯有先生一直坚持静静的听讼。那份定力震撼了所有人，最终也使案件得以顺利解决。——多年以后，在担任首席仲裁员审理某起因承包林地为配合修路被强推而上言方十余年甚至告倒过一任市长的某起仲裁案件过程中（当事人表示不信任公权力机关而要求政府来北京通过仲裁解决，且所有仲裁员均由仲裁委指定），仲裁庭也是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让其将心中憋屈多年的话都讲完，在此基础上化解当事人内心的怨气与戾气，最终使案件得以妥善处理。

四、大义凛然与不拘小节，尽显先生的专业浪漫

关于专家论证，各界始终争论不休。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自由之学者、独立之媒体、职业之律师乃天然的职业同盟军；他们都是公民私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集合私权制约公权的忠实代表。只要有可能、有必要，我便会尽可能邀请专家论证——显然，他们是律师的“外脑”与“外嘴”，同时有效地监督、助力司法公正。

也曾有幸多次邀请先生进行论证，往往都是复杂的“刑民交叉”业务，不仅涉及当事人的罪与非罪问题，更可能涉及到防止某类事务中公权力滥用的蔓延。——也曾有人对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过于大度”提出质疑，我却以为那正恰恰体现出先生的宽仁厚德（先生客厅悬挂的条幅）。而但凡事关法治基本原则的事件，先生的观点与表达始终旗帜鲜明、振聋发聩：从李庄案，到小河案、北海四律师案，呼格案，聂树斌案......印象深刻的，是他专门将我叫去询问我对大个子同行案件的看法。我直言原本以为当事人可能犯有其他我们所不知悉的“罪行”，结果依然只是微博言论问题。所以从法律专业角度我本人并不认为此等行为构成犯罪，我们当理直气壮地站在这只鸡蛋一边！但如果当事者选择认罪认罚从宽，个人认为同样是可以理解与接受的做法，应该亦无损于公众与历史对其个人的评价。

有幸与先生有过很多合影，下面这张是我最喜欢的：那是某次论证后与先生在一起。那起案件中当事人转让地产公司股权，却因某种因素的介入先后以诈骗、侵占、合同诈骗、非法倒卖土地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先生与多个领域顶级专家联袂发声进行专题研讨，法制日报进行大篇幅报道。在各界的关注与律师、法官的共同努力之下，该案最终以检察机关撤诉结案。先生家中，时常可以见到年轻人到访。照片中我和先生背后正与张明楷先生合影的年轻人，是我当时在人民大学指导的研究生钟以桢同学，他后来去了深圳做律师。——敬畏后生！我们的事业总是这样传承着的吧。

五、多领域的融会贯通，尽显先生博雅的艺术浪漫

先生始终对新鲜事物保持热情与好奇。

去家里看他时我们探讨的话题也非常广泛：在得知我兼任北京律协PE/VC专业委员会主任时，他就问过我当时还比较生僻的BVI、PE、VC、红筹架构之类的问题。先生格外通透，很多事情一两句话他就明白乃至领略其中精髓，这种融会贯通显然与他对法理的深刻理解与对部门法的博大精深密切相关。——每每提及某个法律问题，先生总能一针见血直指核心，不会过多理论分析也不会仅仅停留于某一狭小领域。这种思想的高屋建瓴与部门法的深厚积累，很难有其他法学专家能够望其项背。

先生的诗词与书法都有着相当造诣。我们也时常聊到历史书法音乐之类，提及资中筠先生（资先生也是1930年生人）钢琴弹得尤其之好时，感慨他们那代人在民国时候接受到的“通识、博雅教育”，而且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分别深入地与苏联、美国深入接触，眼界与心胸、气度非当下学者可比。

没能读先生的博士，是我此生莫大的遗憾。

初到北京打拼时对读博有着精神与名利的双重追求但内心非常反感与抗拒“仕而优则博、商而优则博”的注水博士，也难有愿意跟随的导师。向先生表达过这个意愿也得到先生的肯定与鼓励，但最终还是搁下来了：起初是生存压力太大，后来“佛系”地觉得坚持学习就好倒也“躺平”于读博这种形式。——内心可能隐隐还是缺乏足够信心担心考不好让先生失望吧。

所幸始终坚持在学习，也因此先生专门为我题写“为权利而斗争！”以示勉励吧——虽然因为先生当时生病初愈作品恐非最佳状态，但于我而言每天走进办公室便能见到先生的教诲，乃是莫大的幸福与激励。

六、倡导独立与自由，尽显先生办学的精神浪漫

素来以为：法律人当具贵族精神！（点击即可参阅）——先生任职时间虽短却被法大学子尊称为“永远的校长”，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先生们给这里培育了高贵的精神土壤。（点击即可参阅）最近这些日子里一张34年前的4月27日先生率法大学子们坐在学校大门口的照片重新刷屏，将先生的高贵品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十多年前先生问我：良彪，印象中你一直都是民商法尤其公司法领域的专家，怎么近来总是因为刑事案件找我做论证呢？回答他老人家说：重大利益的背后少不了权力的黑手。不制止公权任性私权就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先生深以为然，然后说蔡定剑也是这样理解和行动的。——蔡先生是我的江西老乡，20年前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局级职务调入法大做教授，担任宪政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我与蔡先生相识于2005年贺卫方先生牵头由北大与耶鲁联合举办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我们各自有一个演讲且彼此非常认同。此后在状告国家保密局促进保密法的修订、向省长发律师函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等诸多公益法律事务中，都得到了蔡先生的鼎力支持。可惜蔡先生2010年年仅54岁时即英年早逝，格外令人痛心。——所以我一再倡导要学习张思之、郭道晖、江平、李步云们，争做“长寿法律人”（点击即可阅读）才能够在更漫长与丰满的生命中做更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2021年10月，我们念书时的华政老院长史焕章先生仙逝时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大学校长与大学精神》，其中提及：“华政毕业后有幸在职往武汉大学攻读硕士，来北京后又有幸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武汉大学的校长（1981-1988）是刘道玉先生，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1988-1990）是江平先生——这两位先生都被武大、法大学子亲切地称为“永远的校长”，两位先生去职的无奈乃至悲壮当时也曾给正在求学的我们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在那个八十年代，以三位先生为代表的那些大学校长们身上承载与散发着人文情怀与大学精神：坚守真理，普及常识，让人性的光芒穿透人为的蒙昧。——在庆祝法大六十周年校庆的演讲中，先生更是铿锵有力地提出：INDEPENDENCE和FREEDOM是大学的灵魂！

结语：

缅怀先生最好的方式，是推进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民法主治进程，这也是包括先生在内的法律人最深刻的时代浪漫

先生说：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他一直在呐喊，一直在为保护民权、限制公权呐喊，一直在为中国的宪民政主呐喊。看着先生遗体，先生穿透人心与时空的声音仿佛依旧在耳边回响。百感交集间，“再多的话语都不够，再少的文字都多余”。

在这样的时代里，先生能够如此“光芒万丈”的存在，实属法律人的幸运与骄傲。今天见到了黄进校长、怀德校长，见到了赵旭东教授、王涌教授、龙卫球教授等先生的一众弟子，见到了罗翔老师......先生之后，还能有江平式的人物么？先生之后，你我又当如何携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