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可损伤的笑声：黄永玉和湘西的十二年
2023年6月13日凌晨3时43分，画家黄永玉逝世，享年98岁。他曾在《乡梦不曾休》写道：“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就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我生活在陌生的河流里，河流的语言和温度却都是熟悉的。”黄永玉的一生总在流浪、漂泊中，但故乡像一根绳索、一根脐带，将他与温暖坚实的大地连接。
左图：黄永玉五岁左右与父亲在一起
右图：黄永玉三岁与母亲在一起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祖籍为凤凰古城，童年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五个弟妹，其父母分别担任过男女小学校长，父亲性格宽厚洒脱，是一个能在失业后家庭濒临绝境时，仍然能够“潇洒地踩着他的破风琴”唱歌的人，而黄永玉的母亲则是“慈善”、“公正”，喜欢打抱不平，“是第一个把新文化带进凤凰来的人”，在黄永玉心中是“珂勒惠支笔下的坚强的母亲样式”，家族中更广为人知的则是黄永玉的表叔沈从文，他“用功勤奋”，“诚实而守信”，对于文学和命运有一种“严肃的执着”。此外，还有在当地兴办邮局和照相馆的祖父，道德高尚、心胸淡泊的书法家田世伯。
人们谈及黄永玉，是他洒脱、不羁甚至略带匪气的形象，在这形象背后也许携带出的是一个故乡赋予其子民底色的故事，黄永玉笔下故乡的人与物构建起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在他告别这个“长大的世界”一个月后，卷宗书店尝试回到他儿时生活的地方，去感受他与故乡湘西在短短12年间建立的深切羁绊。
黄永玉在绘画其代表性作品“猫头鹰”
“诗一旦乖了，就不成为诗了。”——这是黄永玉在他的诗集《老婆呀，不要哭》的序言中所写的，这既是他创作的准则，也是他的性格与为人的写照，他的木刻界前辈黄新波曾说，“黄永玉好像一匹充满活力的野马，也是这野马的骑者。他是一道奔腾的河流，但也要他成为疏浚河道的工程师。”黄永玉的绘画与文字常有一种无法被驯服的自由自在感，他是冲撞的，带着儿时生活地域的气息走向了外部。
黄永玉版画《我的童年》1980
黄永玉小时生活的古城凤凰位于湖南西北部 ，即常说的湘西，“湘西”在当时并未有明确的行政划分，而多是指湖南省西部，武陵、雪峰山脉和云贵高原所环绕的广大地区，即五溪流域，有沅水、澧水及其支流在此汇聚，垂直陡峭的山脉造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地区内31个少数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互相交融渗透。正如费孝通对于武陵山区的形容，是一条“保住了各时期沉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的“民族走廊”。高山河流地貌造就的隔离地带也使得湘西在政治功能上成为了古时中央与西南地区联系的过渡通道，中央通过此地与西南势力建立缓冲的屏障，同时也在此施加统治西南的威力，过渡性质带给这片土地的关键词是混乱，而凤凰代表性地呈现着这种混乱。
湘西处于中国地理阶梯分布的第二、三阶级的交界地带，区域内高山耸立，山间的沅水流域保持着这块封闭地带与外界的交流
上图为沅水流域人们生活所用水车
下图为花垣大龙洞瀑布景
这座城镇位于苗汉两族的的交界，其建立不是出于交通、物产或者经济活动，而是防御的需要，即用于对苗人的镇抚。明清以来对于湘西蛮夷的军事镇压使得这片土地染满了鲜血，到了二十世纪初，湘西内部既有地方军阀之间的武力冲突，又有隐匿在山林中的匪患，以及国民党政权对于苗民强势汉化政策的推行。在长期的起义与镇压、稳定与叛乱的历史中，凤凰成为了沈从文口中一个“古怪”的地方，在他的儿时记忆中，处决犯人、砍下头颅悬挂在城楼上已经是这座小城中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这里的孩子经常是在遍布尸首的刑场上游戏，过早地直面血腥与死亡。黄永玉在最早的关于故乡记忆的文章《火里凤凰》（连载于一九五零年的香港《大公报》）中，写道这样的行刑场面：
无常的政治变化、军事无情镇压造就的生活环境使得湘西地区的人们逐渐孕育出精悍而勇敢的性格，在一种暴力无限膨胀的残酷中，“尚武”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到来。黄永玉也是如此，他从小便在精武学校学过武，后来又在家中的练习场请一个瞎子师傅来教武，教打棍子、锏、鞭、刀。在离开故乡后，黄永玉在其自述中写道：“人说我们湘西人富感恩和复仇精神。……我毫不例外。和我做朋友可靠，但不容易。有些事我很随便；有些事我很认真，甚至非常尖锐小气。恩仇是天大的事，怎能‘一笑’而‘泯’之？”
无常的政治变化、军事无情镇压使得湘西地区尚武，图为解放时期湘西地区的剿匪行动
对于黄永玉来说，习武并非为了争勇斗狠，却塑造了他快意恩仇的江湖气，在他往后的几十年中，漂泊流浪的经历也大多因其喜爱打抱不平的性格，早在凤凰时，黄永玉便是打群架的小孩子中颇有号召力的“带头大哥”，在安溪的集美学校，有一次因为参与学生之间的冲突而受到校方的处分，在德化时，又因为替朋友挺身而出的“尚武”之举而被迫流浪。这一性格在其作品中便体现为“顽气”，一种分明、果决的不容置疑的声色。他画荷花，他笔下的荷花却不像传统意义上不染纤尘的君子，而是肆意张扬、浓墨重彩，仿佛带着生命的狂喜与天真；他也以漫画形式画了许多动物，配以或机智或俏皮的短句，即是他幽默、乐观又带着点玩世不恭的为人的体现。作家萧乾曾形容黄永玉的画：“浮漾在他粗犷的线条间的正是童稚、喜悦和奔放。”
黄永玉绘荷花
作为一个浸染在尚武环境中的画家，从儿时起《水浒》人物便是黄永玉一直梦想的创作题材，到八十年代他终于以水墨的形式完成了孩童时的溯源，作为一个被反复讲述、撰写的故事，《水浒》承载了太多沉重的政治和历史的争议，但黄永玉却说“我作水浒不遵循旧例”，而是将众多“英雄好汉”只当做“捣蛋纵酒任性的乡民”，而不必在庙堂拉扯，在他的水浒中，似乎能看到“尚武”一词本质的含义，即一种挑衅和反抗的纯粹精神。
上图：《水浒》李逵
下图：《水浒》武松
在黄永玉的人生中，故乡凤凰似乎只占据了短短的十二年，但精悍勇敢、孤绝果敢的故乡人却送给了他“一双漂泊的脚”。二十世纪初凤凰虽然是个交通不便的闭塞小城，但中国政治社会的风雨飘摇也必然影响到这一边陲地区，黄永玉认为“凤凰县那时候文化、政治、经济的崩溃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形下，“出走凤凰”似乎成为当时城镇里的年轻人不约而同的选择，黄永玉在《蜜泪》中写道，“跟外头有点点关系的家庭，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走。有抱负的青年则远远地走向延安。”
《传奇黄永玉》中记载了他从十二岁离开家乡凤凰后的八年漂泊经历，从孑然一身到成家立业，从初习漫画到成为一位年轻艺术家，从安溪，到德化、泉州，再到江西、上海、台湾、香港，漂泊的经历让黄永玉深刻地体察了社会，学会了种种处世方法。他的一生，都在“漂泊”之中。安溪集美学校里的黄永玉不爱上课、屡屡留级，并最终因为不服学校的处分，愤然弃校而去，他写道，“本就不喜欢读书，成天在图书馆混，留了无数次级已经天地一沙鸥似的落寞，再加上来这么个仅让我留一口气的处分，意思不大了，人已经十五六岁，走吧！”后来在花甲年纪，他带着画架与画笔，从塞纳河出发，追随着印象派画家的踪迹，走进翡冷翠，拜访达·芬奇生活的小巷，与薄伽丘和但丁相遇。
依偎着的梵高兄弟，35cm×66cm，1990年，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滑动查看更多*，依次为芬奇50cm×50cm，1995年；达·芬奇纪念馆 100cm×100cm 1995年；退休的快乐王子号，100cm×100cm，1990 年；翡冷翠老桥，100cm×100cm，1992 年。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漂泊的经历体现在黄永玉的艺术创作中，便是广泛地涉猎、不拘于某一种艺术领域，除了绘画，他也从事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游弋于各种创作形式之中。这条流浪之路，也是黄永玉学艺之路，他在安溪的集美学校接触了木刻，了解到陈烟桥、李桦、野夫、罗清桢、黄新波等木刻家的活动，杂志《战时木刻》、《木刻艺术》和野夫编写的《怎样学习木刻》是黄永玉的案头必读。十来岁的黄永玉孤独而倔强，流浪的路上只有木刻和阅读为伴，他写道：
上图：黄永玉年轻时学习木刻
下图：黄永玉木刻作品， 《台湾食摊》，38×36cm，1948年
他对漂泊的无常有一种坦然，五十年代黄永玉重返家乡时，他发现曾看着故乡整个被毁灭在抗战末期日机轰炸中的辰溪人，脸上“发现了全新的、原始的，刚开发的红色的光芒”，他们“欢笑，健康，喝大碗酒”，有一种可敬的倔强，湘西人仿佛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和对无常的坦然适应，在黄永玉离开故乡多年后依然影响着他面对世界的态度。
四十年代在上海，黄永玉与黄裳、汪曾祺交游亲密，汪曾祺曾赞许他是个“小天才”，“一副聪明样子”，并且因为聪明而招致众多木刻家的批评排挤，说他“太艺术了”。当时，由鲁迅推广的新兴木刻运动方兴未艾，这一艺术形式与左翼文化的动员宣传联系紧密，有干预生活、反映现实的明确目的，而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却不在主流之中，他常以湘西的民风民俗为主题（如《划龙船》、《吹笛》、《苗舞》等），人物造型夸张，背景绮丽，因此在当时强调“斗争性”和“现实性”的文化界，黄永玉作品中的“倾向”成为了评论家攻击的对象，有文章称其“对现实生活的疲惫，对现实战斗的懈懒，从丑恶的现实世界，逃向轻松的趣味世界。”
上图：《苗舞》，黄永玉
中图：《翠翠和爷爷》 13.5×18.5cm 1947年 沈从文小说《边城》插图，黄永玉
下图：《阿诗玛》吹口琴，黄永玉
黄永玉作品中所体现的文艺观在当时与时代格格不入，没有人理解他为何在战争和动乱席卷国家时去描述一个“桃花源”般的世界，他与沈从文对湘西的田园式刻画被当作一种背离和懦弱，然而在八十年代，当世界回望战争、一切主义的浪潮时，那个被刻画的湘西越发真实、永恒，一个具有普遍“人性”善德的理想之地，成为盛放个人乡情与本真自我的庇护所，在那处你不用归属于某种主义来定义自己，也不用表明自己对外部的态度彰显立场，你要做的是去山间跋涉、水中对抗激浪、端午时划起龙舟，一切爱恨分明自然而生。
虽然肉体上的流浪漂泊将黄永玉带离了湘西，走向越来越遥远的外部世界，但他的精神也许总是属于故里，坚持着一种质朴和原始的“山民”艺术，对文明社会规训的背离是黄永玉真正的漂泊。如端木蕻良所说：“黄永玉不习惯那种阴郁和感伤的基调，他永远往那饱满和生动里面走。也由于他那近于波希亚米人的生活方式，把他整修的带入一种满足和欢娱里面。”（《黄永玉的木刻》）
上图：端木蕻良为黄永玉所写评论文章
下图：《小草》，一九四六年端木蕻良诗插图，黄永玉
惯于流浪的黄永玉虽然也曾为这些批判的声音而检讨或者辩驳，但他似乎始终无法做一个安分、守规矩的人，固守在某一个政治倾向的庇护之下，因此他也总是游离于各个群体之外。有人曾劝说他开创画派，却遭到他的反驳：
他在香港时，艺术创作形式由木刻、漫画向速写、油画等多品种拓展，并举办了最初的三次画展，但同时，他也得到了左翼文化阵营更激烈的指责与批评。这种反叛和流浪，是湘西土地带给他的最初本能，体现在其创作中就是在当时的文艺界沉浸在昂扬的革命浪潮中时，他却更偏重于故乡淳朴的民风民俗与动物世界的表现，着力接近着沈从文笔下湘西的静穆与悠远，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
上图：一九五一年黄永玉于香港开办个人画展
下图：一九四八年黄永玉第一次画展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行
沈从文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曾表达了对于这个晚辈的期待与厚爱：“
一九五零年沈从文与香港来的黄永玉在家门前
顽强、旺盛的生命力是黄永玉的作品以及为人所传达的最为鲜明的印象，而生命力旺盛的来源也许是他对故乡生存匮乏、混乱的真实体认，一切美丽的事物都具备两面性，他写故乡的美丽，也不曾忘怀美丽背后的残忍与苦涩。
他写凤凰山雨欲来，面临经济与社会崩溃时的温情可爱。黄永玉在《蜜泪》中回忆故乡的山水，有“苍翠之极的峡谷”，“竹林和古树盖满了山岩”，河上有行家在钓鱼，孩子在洗澡，河边浣衣的女人“大着嗓门说话”，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黄永玉笔下的凤凰维持着一种古朴。在《蜜泪》中他提到小学附近的一座布满奇石怪壑的石莲阁，称它是一个“高尚而聪明绝顶的建筑艺术遗产”。
上图：《故乡北门》，1978，黄永玉
中图：《东方井 》，1979，黄永玉
下图：《故乡大桥头》，1979，黄永玉
同时他写故乡的人们，在历史漩涡中躲在一片小小的屋檐下，他们的生存方式是黄永玉最早的艺术启蒙老师，他写到一个会做风筝、狮子、龙灯的哑子，是“凤凰孩子们的艺术旗手”，他的作坊是孩子的庇护所，还有一个七岁的苗族孤儿，用墙上剥下来的石灰在石板上画画，“画人骑水牛，水牛过河，苗妹崽放马，水门口木船运橘子、甘蔗，老师长坐八顶拐……”湘西的神秘与生机也是黄永玉创作的不竭之源，凤凰的少数民族庆典，“没有在别处看到过这样完整的”，他写到城中的节日活动时如数家珍，“大傀儡戏，搭台，一个人演。清明挂坟，端午节有龙船，重阳登高，过年舞狮子。中秋节，衙门口的石狮子全城人都去摸”，甚至“三百六十五天中，天天都有新节目”，而这种“新节目”既是舞龙灯、耍狮子，也是“赤塘坪”上的行刑斩首、在战争中轰然崩塌的家园、被强权政策强硬的改造，更是凤凰人日复一日的生活。
上图：黄永玉晚年再画记忆中的太婆与自己
下图：《沉思》，1979，黄永玉
六岁那年，有一位姓田的老师给他画了一张戴着布荷叶帽的写生，那幅画“肿着眼泡的小眼睛、凸脑门、扁鼻子、厚嘴唇，十足的一个我”，也是黄永玉第一次“那么认真照着这幅写生端详自己”。于是他开始用铅笔学着老师的样子来描绘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比老师画得更“高明深刻”。汪曾祺曾对黄永玉的肖像作品进行过这样的评价：
对于黄永玉来说，故乡给他开启的作画生涯并非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他体察世界、思考与表达的方式。他一直知晓故乡生存的困顿，这成为了他作品中永恒的思考，“诗意、牧歌、欢乐能跟苦难、愚昧糅合在一起……活像满满一碗调和了蜜糖的痛苦的眼泪”，黄永玉并非看不到湘西历史中的血腥和蛮荒，而是用一种更平静和深沉的方式来体认和接纳，他在《此序与画无关》中写道，“有生命而无感情是不可能的。我深爱这个世界，包括它的悲苦。”也正是湘西这样矛盾的环境使他最初感受到社会的变异、振动和不协调，使得他在文字中更多地思索生命与时代。
上图：20世纪50年代，沅水流域酉水赛龙舟，节庆时人们欢乐
下图：沅水流域水手拉船场景，劳作时人们用力
美国作家安·兹温格的作品《奔腾的河流》中写道，“当一条河伴随着你成长时，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尽管在黄永玉丰厚的一生中，故乡凤凰的经历只有儿时的十二年，但其对于这位怀有赤子之心的艺术家来说，却是他心灵深处的归宿，沅水流域即是伴随他一生的河流，他的诗中也这样写到“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她是你的。”
故乡对于黄永玉不仅是一个庇护的港湾，更是他一次次出发、前进的动力，为他提供了一双观察解读世界的独特眼睛，给予他作品中鲜明的民族和地域色彩，更有表达中的直率、热忱，让他像一个从未经过“驯化”的蛮族或者孩童，以其独有的话语与世界进行着交流。然后其作品中跨越地域和时间的乡情，绵延不绝地慷慨地传达给我们关于生命的真谛：“风景和情调当不得饭吃；正如一年不看画、不听音乐死不了人一样。生命的末端是个最实际的所在，也是最令人费神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
黄永玉的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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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博
编辑：刘晋源
排版：王琳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