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冻卵:一张不够划算的保险单?
两会结束,但一些提案和背后折射的意识,仍然值得长期关注。
比如,来自山东的医师孙伟的提案——禁止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从而向单身女性科普最佳生育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有支持者,认为冻卵有很多健康危害,应予禁止,“什么时候风险低了,什么时候再开放。”
也有支持者态度谨慎:“我们支持出于保护女性健康的角度而禁止冻卵,但是反对出于女性必须结婚生子的角度而禁止冻卵。”
有不少的人认为,冻卵固然对女性有伤害,但更是她们应该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且,过于强调“单身”性质,让这个议案听起来有些变味。
孙伟对此也作出了回复:“以目前的技术手段,冻卵技术对女性身体的损害较大。”“贸然开放冻卵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催生买卖卵子、衍生代孕等违法行为,应该避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滥用,避免该技术商业化。”
实际上,这并不是“冻卵”话题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热议。
在2019年底,全国单身女性争取“冻卵”第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当时,31岁的徐枣枣(化名)前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咨询冻卵事宜,并通过医院一系列检查确认其身体正常、卵子健康。但是,医院最终却以“行业规范禁止为单身女性冻卵”为由而拒绝了她。
随后,她以侵害一般人格权将医院告上了法庭。
徐枣枣说:“在北京生活成本高、节奏快,我既不想暂缓事业发展,也不想未来后悔现在不生育的决定,所以希望在健康的时候把卵子保存起来。”
冻卵技术如何成为“后悔药”
冻卵技术的应用,最早是为了能让不幸患癌的女性依然保存生育能力。
2012年,一位法国女性在29岁的时候罹患乳腺癌,医生在她开始癌症治疗之前,从她的卵巢中取出未成熟的卵子并冷冻在液氮中。
五年后,这位女性从癌症中康复,却发现自己无法怀孕,所幸五年前的冻卵让她如愿以偿,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是冻卵技术的第一次成功应用。
目前的技术,
仍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冻卵的成功率依旧不能被保证
技术上的不成熟,并不能阻挡人们对冻卵技术的需求。
仅在2018年,美国有7.6万女性进行冻卵;而更早的2014年,苹果和 Facebook 就已宣布将为女性员工报销冻卵费用。
不少名人选择了冻卵这个似乎可以“打败时间”的选择:美国女星汀丝莉·莫迪默 (Tinsley Mortimer) 曾在媒体面前公开谈论她自己决定冻卵的过程,此前徐静蕾也曾经透露她已经去美国冻卵。
毫无疑问,选择冻卵是一个越来越旺盛、应该受到尊重的个人选择;不过,当“冻卵”作为社会议题去探讨时,大众的反应较为两极。
支持冻卵的人们认为,生育是女性的一种权利,那么通过冻卵、决定何时生育也同样应该是属于女性的权利。
至于对身体的影响、对妊娠成功率的考量……这些都是女性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已经考量清楚的事情。
选择权掌握在女性自己的手中。
如果反对单身女性冻卵,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一位女性成为母亲的权利。
接受了冻卵手术的艾萨·沃森(Isa Watson)说:“我感到非常自由,就像未来已经牢牢地掌控在我自己的手中了。”
而反对者坚持认为,冻卵对健康的伤害和其存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弊端,将远远大于可能的收获。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安吉拉·安德森(Angela Anderson)经历了两轮冻卵手术,花费了大约5万美金,然而所有的冻卵都没有存活。
“它们(指卵子)都被抛弃了。”45岁的安德森说:“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实验没有成功。他们不会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母亲——但他们真正想对你说的就是这个。”
此外,正如提出提案的孙伟所担心的那样,冻卵的普及化,会催生相关的黑市交易,并刺激代孕事业的发展。
还有人对此事有着“伦理”相关的考量:冻卵受孕所生的孩子,可能会受到歧视。
的确,无论从对身体的影响、花费的金钱还是冻卵成功率来看,冻卵似乎都不够划算。
但是,这种技术性的考量,有必要谨慎,但上升到立法层面,是否越俎代庖?而且,将话题引向女性的最佳生育期,也并不是那么贴切。
女性生育年龄的推迟,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单身女性热衷冻卵”或者“不知道自己的最佳生育期在什么时候”,而且在大环境下,女性的最佳生育期,不是只靠生理因素来考量的。
很多时候,工作收入情况、育儿成本、受教育程度、孕产女性权益和社会支撑系统等等,共同构成了女性的“最佳社会生育期”。
简言之,女性并不是因为冻卵的存在,而决定放缓生育。
冻卵,多数时候是在这种“最佳社会生育期”和最佳生理生育期的时间段不能匹配的情况下,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以此向女性科普最佳生育期,某种程度是以果为因,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何不食肉糜”
很多人把冻卵当作换取今后数年自由人生的最后的“保险”,也有不少30+的成功女性,并没有心仪的人选一起踏入婚姻,冻卵反而成了让自己产生“打败时间”成就感的源泉。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性获得解放必须依靠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对于生育与否的自我决定权;二是工作。”
把这句话放到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倒会催生出新的理解方式:或许正是工作,正是职场中女性权益的困境,让女性独有的生育能力,反而像一个枷锁。
来自社会恒定的“倒计时”生育感,“树叶般不停凋落的卵子”的焦虑,让女性在很多问题上都面临“受限的选择自由”。
反观提案,禁止冻卵不仅无法解决“最佳生育年龄段有限”的问题,甚至还可能把女性推至“急于生育”、草率做决定的处境。
科普不该以禁令的面貌出现。
与其讨论冻卵是否划算,不如夯实其他支持系统后,再让女性自己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