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先生剪影（摄影：艾群）
新观察编者按：本文作者朱庆育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典评注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题“何止于鲐，期之以茶”，为了能够成功推送而有部分内容无法正常显示，请朱师和读者谅解则个。之所以选择推送这篇稿子，也是有感于近期法大舆论场上的一点风波（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见到有年轻的法大学子气势逼人地诘问何谓法大的精神与传统，心中五味杂陈。我想，朱老师的这篇文章，是非常好的一篇答疑，遂从收藏中翻出原稿，逐字录入，以飨读者。（余时已 留字）
何止于鲐，期之以茶
多年以前，江平老师就已经被尊称为“先生”。我喜欢称呼“江老师”，仅仅是因为个人感情上感觉亲切。不过，在很多人心中，老师的形象恐怕不是“亲切”，至少首先不是“亲切”。有一句话广为流传，也许代表着老师的典型公共形象。这句话是“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来自老师一本讲演集的书名。呐喊的形象，容易联想怒目金刚。而位尊如老师，所能做的也只是呐喊而已，细思之下，又令人无限惆怅，教人想起老师的诗句——“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
代表老师公众形象的另一句话是“只向真理低头”。这是老师最喜欢的一句自创格言。非要说其来有自的话，也许源于老师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如果说“我说能做的是呐喊”更多“公共”意味，那么“只向真理低头”显然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表述自新政权以来相沿成习，却为余英时先生所不喜。余先生自己偏好的称呼是“知识人”。对此，可以理解为，以知识为业者，并非任何团体的“分子”，而是独立的“人”，此亦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谓。
老师以“只向真理低头”自期，正是“知识人”的精准表达。
但老师不是单纯的知识人，而是呐喊的知识人，想要弯弓射日的公共知识人。这样的知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名之为“士”。王涌教授有一篇文章，也许是有意为之，篇名结构与《列宁在1918》相似，叫《江平先生在2015年》。这篇文章说：“江平先生内心有深刻的悲怆。” 涌兄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2015年，老师应邀为沉冤得雪的呼格吉勒图撰写墓志铭。铭文结尾，老师写道：“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益而弃法治与公正。今重葬呼格，意在求之，以慰冤魂。”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读到老师的这段话，总会下意识对照汉堡宪法法院门前那块警示碑，碑上刻着：“谨此纪念1933-1945年间遭汉堡司法系统的法官和检察官剥夺权利、蔑视尊严及无情折磨的受难者，他们为之失去了自由乃至生命。他们的苦难是我们的警钟。”不同的是，墓志铭是学者的卑微“求之”，警示碑则是官方的自省警诫。法大研院矗立着一块斑驳嶙峋的石碑，上书“法治天下”四个大字，是老师手书。这四个字是老师最大的理想，我想，大概也是老师最大的痛苦。
在更亲近的一些人眼里，老师的形象是“永远的校长”。
□□□□□□□□□□□□□□□□□□□□□□□□□□□□□□□□□□□□□□□□□□□□□□□□□□□□□□□□□□□□□□□□，老师成为法大“永远的校长”，直到现在，仍然浇铸着法大的精神气质。
法大原本无所谓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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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也幸。在法大的二十二年，有幸浸润于“永远的校长”所塑造的校园氛围，有机会在这所独特的大学心无旁骛地“研究高深学问”，有机会年复一年在讲台上叙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故事。
“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只向真理低头”乃至“永远的校长”，都是逐渐形成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老师作为公共知识人、作为精神领袖、作为教育管理者的风骨与担当。不过，老师最早触动我的，却是一则偶然听到、未经证实的传闻，既无关风骨，亦无关担当。
大学时，也许正值老师的□□□□□，不仅已经没有机会聆听老师的课堂讲授，整个大学四年，远远望见老师也不过两次，但这并不妨碍同学们津津乐道于老师的各种八卦传闻。人是奇怪的动物，有些事情偶然听起，从未刻意记住，却一直留在记忆里。那则未经证实的传闻是：法大有一位青年教师学识渊博，眼高于顶。某一次，这位青年教师以挑战的心态，登门请教老师问题。老师正听着古典音乐翻译拉丁文文献，了解来意后，三言两语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手头翻译工作竟未因此稍受影响。青年教师从此尽收狂傲之气，对老师恭恭敬敬执弟子之礼。
理性上判断，这则传闻即使果有其事，亦经删削加工。我从未向老师求证过，原因是，这则传闻所勾画的，正是我心目中学者形象的典范，真假已非我所问。在以后的求学与治学生涯中，这幅画面总不时涌将出来，让我憧憬作为一名学者的理想生活状态。
唯一的美中不足，直到今天，我仍然既不懂古典音乐，也无力阅读拉丁文献，如果被询问专业问题，是否有能力解答，则全凭运气。较为频繁见到老师，始于硕士生时期。那时候，有幸全程听过一遍老师给我们这届硕士生的完整授课。印象中，那也是老师最后一次给硕士生授课。内容已经全部还给老师，每周两节课，所有的记忆如今就剩“气贯长虹”四字。每周上课，都是江老师和杨振山老师共同端坐教室前排，面对我们这届七名博士生。上课方式是，二位老师开启话题，师生随意交流。江老师一般带来最新立法动态，要求我们就其难点各抒己见，杨老师则往往结合其学术体系，开启我们较深层次的基础理论思考。二位老师一宏阔一精深，同时瑜亮，一仁厚一大度，纵容着我们的“不但敢说，而且敢于胡说”。
流年似水，与二位老师面向而坐、聆听二位老师侃侃而谈的幸福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并非直接师从江老师，不过，江老师和我的博士生导师杨老师每届入学都要强调：所有学生，不管分配在谁的名下，都由两位老师共同指导，任何人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任何一位老师请教。
事实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龙卫球教授、刘智慧教授与王涌教授诸人均在江老师名下，但又都和杨老师情同师徒过从密切，甚至他们的博士论文也都是在杨老师的鼓励、建议或启发下选就。而杨老师名下学生，例如高圣平教授，博士论文选题则明显受到江老师介绍的美国动产担保交易制度的影响。受益于二位老师不分彼此的共同指导制度，读博期间，我与江老师的交流不限于课堂，亦曾数次登门求教。印象最深的一次登门，我到江老师位于丰台区的宝隆温泉公寓新居拜访。刚刚入座，老师就举着最新一期的《读书》说：“你不错啊，又在这里发了一篇文章。《读书》上发文章可不容易。”我完全没有想到，七旬高龄的老师居然还每期阅读《读书》，立时感觉小学生被抽查作业般的局促，慌不迭地解释：“很惭愧很惭愧，豆腐块文章，纯属无知者无畏，信口胡说……” 老师马上用其独有的语气大声说：“我看挺好！年轻人就应该有股子锐气。”随后，老师兴致不减，一边带我参观新居，一边说：“我把隔壁那套也买下来了，这样宽敞点儿。这房子不错，你赶紧挣钱，也在这买一套吧，咱俩做邻居。” 老师那种略带孩子气的欢喜，至今想起，依然温馨如昨。那一刻，老师在我眼里，不是金刚怒目的“呐喊者”，不是令人仰望的“永远的校长”，也不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而是亲切如父的宽厚师者。2002年，我毕业留校任教。此后十二年的法大任教期间，与老师的联系逐渐减少，但也知道老师总在关注着我，尤其是，每次当我陷入困难需要帮助，老师总是及时伸出援手。
2014年，我离京南下，老师允以江奖随我同行惠泽南方学子，让我即使离开法大，仍时刻感受着老师的温暖。
与老师的情缘还在延续，不过暂且就此打住。师恩滔滔，留待来日细细叙述。扫码订阅 法政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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