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英译: 成绩、问题与对策
提要: 典籍英译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典籍英译在翻译实践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本文回顾了典籍英译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现存的问题，并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 典籍英译; 成绩; 问题与对策
1、缘起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留下了大量优秀典籍，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文化、不同文明融合与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翻译已经成为沟通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将西传。我们在不断了解和吸收各国优秀文化和先进科技的同时，还应当大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都有一种与别人交流、交融的内在冲动，这种内在冲动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我们已经引进国际上那么多优秀产品，我们也需要向国际介绍我们的优秀产品。”①中国典籍英译对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中国典籍英译取得了哪些成绩? 还存在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采取哪些对策加以解决?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做一一梳理。
2、已有成绩
自从1761年《好逑传》英译本首次在英国出版以来，中国典籍英译已经走过了250年的历史(马祖毅，1997: 10)。
中国典籍英译最初由一批来华海员和传教士发起，19世纪的英国是海外汉学家从事中国典籍英译的重镇。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属于英国第一代汉学家，其代表作有《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擅长诗歌翻译，译有《诗经》、《楚辞》、《唐诗》等典籍，是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亚瑟·韦利又培养了第三代汉学家，如《红楼梦》的译者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牡丹亭》译者白之(Cyril Birch)等。到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的中心转到了美国。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已经由以译介为主发展到翻译和研究并重，如闵福德(John Minford)编著了《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编译了《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等专论。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新型研究方法的流行与继承传统的努力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学者向西方译介中国典籍起步相对较晚，距今仅有100多年(汪榕培、王宏，2009: 6)。辜鸿铭曾出版《论语》和《中庸》等英译本，苏曼殊曾英译古诗110首。20世纪20至40年代，林语堂曾翻译《墨子》、《镜花缘》、《老残游记》、《古文小品选译》、《老子之智慧》、《庄子》、《中国著名诗文选读》、《英译重编传奇小说》等作品。另外，还有贺敬瞻《聊斋志异》、林文庆《离骚》、刘师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朱湘《今古奇观》等英译作品问世。
新中国成立之后，典籍英译事业开始受到重视，而贡献最大的中国译者当推杨宪益夫妇。他们翻译了上千万字的典籍作品。从1949年到1966年间，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杨宪益夫妇等中国译者英译的《诗经选》、《离骚》、《中国古代寓言选》、《中国古代神话选》、《史记选》、《汉魏六朝小说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杜甫诗歌选》、《白居易诗歌选》、《唐代传奇选》、《关汉卿杂剧选》、《宋明平话选》、《长生殿》、《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多种古典文学作品。
1979年以来，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典籍英译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经历了从选译到全译，从零星翻译到结集成套翻译的过程，翻译质量也日臻完善。各地方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多种系列丛书①。北京大学许渊冲教授和苏州大学汪榕培教授成绩斐然。许渊冲先后翻译出版了《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西厢记》、《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等。汪榕培教授先后完成《老子》、《易经》、《诗经》、《庄子》、《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陶诗》、《墨子》、《牡丹亭》、《邯郸记》、《陶渊明集》、《紫钗记》、《吴歌精华》、《评弹精华》、《昆曲精华》、《苏剧精华》等英译作品，其中多项入选《大中华文库》。除此之外，他们在典籍英译研究方面也有突出成绩，许渊冲提出了著名的“三美原则”，汪榕培提出了著名的“传神达意”原则。
中国典籍英译在21世纪头十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综观中国典籍英译所取得的成绩，可概括为:
1) 地位空前提高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典籍英译受到高度重视，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工程。为实现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文化输出，国家在先期启动“大中华文库”工程之后，又投入巨资先后启动了“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项目，这对于推动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列入“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出版重大工程的《大中华文库》。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译介中国古籍，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主要选收我国历代以来在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110部经典性著作，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科技，力图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辉煌成就。随着《大中华文库》出版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国外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以及外国友人收藏的首选图书。
2) 队伍日益壮大
随着“大中华文库”等文化翻译工程的启动，加入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中国学者日益增多②。在典籍英译研究方面，随着21世纪的到来，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的崭新局面(王宏、束慧娟，2004: 35-48)。“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于2002年增设了“汉语典籍英译研究”专业委员会，并已连续召开了七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出版了5辑《典籍英译研究》论文集。2001年，汕头大学建立了“典籍英译研究中心”; 2003年大连理工大学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典籍英译研究所”并建立了相关网站;2012年苏州大学成立了校级“典籍翻译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招收了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近百名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硕、博士人才。
3) 成果逐年增多
新世纪头十年，典籍英译作品成倍增长，国内各出版社和外语类核心期刊出版和刊发的有关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学术专著、教材和论文等也越来越多③，“我国典籍英译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学科交叉性、综合性越来越强。”(姚婧，2010: 126)另外，每年都有多个有关典籍英译的研究课题被列入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些成绩的取得对我国典籍英译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主要问题
中国典籍英译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 选材较为单一
《辞海》(1999年版上卷第831页) 对“典籍”的定义是:“国家重要文献。《孟子·告子》:‘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后汉书·崔寔传》:‘少沈静，好典籍。’”由此看来，“典籍”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 二是法典、制度。综观典籍英译史，译者的选材大多集中在古典文学作品，有些古典诗歌甚至已有多个译本。然而，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非文学类典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未被译成英文。据2008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首批进入该名录的2，392种古籍中，计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碑帖73部;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因此，中国典籍其实不只是汉语典籍，而是中华典籍。对非文学类典籍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作品的英译亟待加强。鉴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已大多译成英文，需要把英译范围扩大到中国古典法律、医药、经济、军事、天文、地理、以及其它少数民族典籍作品的领域①。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是完整意义的中国典籍英译。
2) 理论与实践脱节
目前的中国典籍英译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仍比较严重。汪榕培教授在《典籍英译研究》(第5辑)前言中曾指出:“从事中国典籍英译实践的人员多数不从事理论研究，他们对于翻译的见解多数见于译者前言或诗话式的片言只语之中。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则基本上不从事翻译实践，主要是把西方的翻译理论介绍到国内来。现在写翻译理论文章的作者还有一批是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没有翻译的实践，仅是照搬西方的某个理论，用来评论现有的翻译文本，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说到理论探讨，译者在翻译时是追求“信”度，还是追求“效”度，这涉及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原则和要求等。然而，对典籍英译标准与策略目前仍缺乏系统研究②。
3) 对外传播缺乏有效渠道
理想的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输入与输出的双向的，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双方各自以对方需要为基础，以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而且，文化传播与接受可以量化。目前普遍的量化方法是看某种文化中被翻译为外文的文化产品(著述)数量在其文化产品总量中所占比例。然而，目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十分对称。统计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10年的110年间，中国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籍近10万种，但是西方翻译中国的书籍的种类还不到1，500种。中国典籍英译界满怀走向世界的热望，然而，由中国译者主持的中国典籍英译作品在海外的发行和影响却似乎不尽人意。目前，国内的中国典籍英译译本多面向国内读者，缺乏有效的渠道走向国外。“同样是《红楼梦》的译本，国外的读者多数熟悉的是霍克斯的译本，而较少有人去读杨宪益的译本。”(汪榕培，2011: 1)为此，需要从典籍选本翻译标准与策略、译文发起者、译者、译文读者等角度来分析中国典籍英译在英语世界接受的状况，探索典籍英译对外传播有效渠道和最佳方式，探索中国译者的译本跟西方译者的译本究竟有什么区别，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跟西方读者的欣赏习惯究竟有什么区别，冷静分析“他者”何以对我们英译的典籍抱有“成见”，了解他者”的需求，进而反思中国典籍英译所存在的问题，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4) 翻译人才亟需充实
目前国内的情况是，专门从事典籍英译和相关研究的人员仍然偏少。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参观中国翻译成就展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向外国传递中国文化的力量确实还比较弱，也包括我们外语力量欠缺。在介绍中国方面，很多外国有需求的书需要我们译成外文，或至少要将摘要译成外文才能走向市场。我们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操作不力，表面上讲是我们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原因是我们中译外的人才非常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目前，中华文化的不少精华之作甚至还没有译介到国外，例如，《史记》、《资治通鉴》还没有全译本，《徐霞客游记》也没有全译本。另外，译者正面临人员结构老化问题。翻译一部中国典籍旷日持久，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几乎所有的高校，包括外语类院校，几乎都不认可外语教师的翻译成果。”(何其莘，2012: 7)出版社支付的稿酬也很微薄，使不少年轻学者望而却步，不愿从事典籍英译。我国目前多数从事典籍英译的资深专家已渐入高龄，而中年人才又严重匮乏，出现了典籍英译译者队伍的断层现象①。
5) 合作与交流有待加强
中国典籍英译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海外译者; 二是中国本土译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海外译者的译作主要在海外发行，国内译者的译作则主要在国内发行，彼此缺乏交流。另外，内外学者也缺乏经常和及时的交流合作与沟通，对彼此在典籍英译方面做的研究也缺乏全面准确了解。从事中国典籍英译实践的人多数只从事古典文学翻译②，不从事理论研究，其对于翻译的见解多见于译者前言或诗话式的片言只语之中; 典籍英译理论研究者则基本上不从事翻译实践，研究手段过于单一，研究领域过于狭窄，因而导致一定程度上的低层次、小范围的重复劳动。
4．具体对策
中国典籍英译面临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需要对此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系统研究。本文将尝试为破解以上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具体对策。
1) 要从当前中译英现状出发，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为探索视角，来研究典籍对外传播中的原理和规律、中译英翻译策略的转变以及中国文化彰显对人类发展的意义、中国文化彰显的必要性、适时性、中国优秀文化典籍的遴选标准和传播次序、中国典籍英译的标准策略、队伍建设、国际市场的开拓等课题③，从理论上唤起中外人士对中国优秀文化典籍的认同，从策略上探索传播中国典籍的最佳途径，在实践中找到译介中国优秀典籍的国际市场，最终实现在国际上成功地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目标。
2) 中国典籍英译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是目前翻译学科的前沿课题。在强势文化中，翻译在多元系统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其结果是: ①翻译中可接受性优于充分性; ②翻译旨在维护或强化主流意识形态; ③翻译以传统和保守策略为主(转引自廖七一，2010)。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涉及到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会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目标文化中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的不同价值取向; 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往往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不同的认知偏差; 要研究接收心理的差异带来的主观评价的多义性等。与此同时，还要关注西方国家近年来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借鉴其好的方法，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寻找典籍对外传播与接受的规律，研究测定传播与接受效果的客观指标，作为指导优秀典籍传播与接受的标尺。
3) 翻译可分为严格意义的翻译和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前者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文体等方面与原文高度一致或接近，后者则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文体等方面与原文有明显变异(王宏，2011:86)。典籍英译也是如此，严格意义的典籍英译多为全译，宽泛意义的典籍英译多为摘译、节译或编译。需要针对不同的翻译行为制订不同的典籍英译策略。建议根据翻译目的、译者、读者、文本类型的不同所造成的原文与译文在意义、长度、体裁、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制订中国典籍英译总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操作办法，明确提出译文的标准应该以是否恰当为依据，译者应当在诸多因素之间寻找平衡。典籍英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再创作，在实践中必须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针对特定的读者群和具体文本的特点进行操作，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译文应该是准确性与得体性的完美结合。译者要熟悉目标语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特别是译文内容领域的语境。译文的语体既要考虑其历史性特征又要侧重当代译语读者对译文的可接受性。
4) 建议开展读者文化心态与读者分类研究，了解译文读者是国内读者还是国外读者，是普通读者还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特殊读者。典籍英译可采取两种基本选择: 一是学术性的全文翻译。此类翻译讲究“信”度，与原文在长度、内容、文体、风格等方面高度一致，其读者对象是少数汉学研究者，在翻译时，需旁征博引，解释典故，考释出处，突出译文的归属价值和文化价值。另一种翻译方法是属于普及性翻译的节译、摘译和编译等，此类翻译讲究“效”度，与原文在长度、内容、文体、风格等方面有明显差异，其读者对象是普通读者，在翻译时，需注重译文的生动传神、可读性和创造性。译文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其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以及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等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的解读。为此，典籍的现代诠释必须考虑诠释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充分考虑读者文化心态无疑有助于汉语典籍作品这样一个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难在现代英语中找到对等的文本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5) 需借鉴西方诸多现成的译学理论对典籍英译展开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例如，文化学派所提出的“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和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大众传播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典籍作品中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展开研究，探讨文化学派提出的翻译理论对典籍英译的指导意义。图里所倡导的被认为具有理论和应用双重属性的描述翻译学理论，突出了上下文和语境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提倡既考虑文本和行为方式，又考虑文化背景。德国功能派提出的关于翻译是一种行为和目的性行为的理论能帮助我们在从事典籍英译时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并注重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
6) 在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各个理论流派观点的同时，必须注重理论资源的整合与平衡。不是每个与典籍英译相关并能在某些方面给我们启示的理论都能全部用于典籍英译研究中。典籍英译往往需要先将古代汉语译成现代汉语，然后再译为现代英语，此时的互动环节有所增加，翻译难度有所增加，文本的开放性也有所加大。显然，典籍英译与一般意义上的英译有所不同，单个的翻译理论很难解决典籍英译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我们既要重视多元理论的指导意义，也要把握好理论资源的整合与平衡，如中西传统译论和当代译论在典籍英译研究中的整合和平衡。需要客观、理性、批判地借鉴各种不同的理论，增加非文学类文本的研究，重视译本产生的外部性因素的研究，针对典籍英译的具体实践对相关理论取其精华，兼收并蓄，并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读者需求、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互动要求等，积极创建系统的、切实可行的、专门适用于典籍英译的理论框架及评价体系。
7) 典籍英译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有关部门亟需采取具体措施，制订典籍英译成果价值认定和稿酬支付标准方案，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学子投入这一崇高的事业之中。黄友义在“中国特色中译外及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一文中正确指出:“要重视翻译，尊重翻译的规律。要认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在两种文化之中进行交流的深层次思想转换，是高层次的智力再创作。翻译不是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个语言工具，需要合理的时间和合理的报酬以确保高质量的工作成果。”另外，需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典籍英译人才培养方案。典籍英译人才成长过程和一般翻译人才有明显差别。不能把翻译专业等同于典籍英译专业，把翻译人才误认为典籍英译人才，忽视典籍英译专业人才的专门性和特殊性。有必要制定从本科、硕士、博士一条龙典籍英译人才培养体系，使有志于从事典籍英译事业的本科生在高年级阶段就接触典籍英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了解典籍英译的特点，掌握典籍英译的基本策略和标准并进行一定的翻译实践，为今后阶段进一步学习和实践打下坚实基础。另外，还需加强国际合作，拓展海外资源，尽早建设全球典籍英译后备人才库，加强大陆研究者和海外研究者的交流与沟通，及时掌握彼此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
8) 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出版社的联姻对中国典籍英译能否走向海外有着重要影响①。为此，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国内出版社采取联合出版、版权转让等形式与国外出版社加强合作，协力开拓海外市场，并研究国外出版社的选题标准①。典籍英译的对外传播除了依靠纸质图书，数字化的电子产品和音像产品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大力发展。
5、结语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典籍英译的需求量正逐年加大。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典籍英译的学科建设，逐步建立起一支中英文造诣深湛、中西学识功底深厚的专业翻译队伍和研究人员，有计划、系统地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华向世界传播。希望本文所做的探讨能有助于我国典籍英译的学科建设，也期待着有更多有识之士不畏艰难，投身到典籍英译这一崇高而艰巨事业之中。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典籍英译标准与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YB002］。
作者简介
王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西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
本文发表于2012年《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3期，第9-14页上，注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