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的现代性｜把中国作为方法，近代来华传教士怀履光的历史世界

还记得电影《色戒》中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之后，叫了一辆黄包车，说「到福开森路去」吗？今天的武康路就是福开森路，1943 年汪伪时期，福开森路易名为武康路。但今天，我们不讲福开森路，而是从这个人开始说起。福开森是谁？他是 19 世纪末的美国来华传教士，汇文书院（今南京大学）首任院长、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首任监院。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著名的中国文物收藏家，游迹于中国文人艺术圈，对中国传统金石学鉴赏技艺融会贯通，乃至 1912 年被邀请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集中国艺术文物。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馆塞克勒厅 

福开森的故事将会是怀履光（Willaim C. White）的历史世界的组成部分，更何况，他还是怀履光在中国艺术与文物方面的前辈与指导老师。怀履光是一位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在「最早的中国」河南担任主教（Bishop in Honan）。与福开森相似，他曾于 1924 年至 1934 年间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同时也是一位汉学家与多伦多大学第一位中国考古学教授。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怀履光主教中国寺庙艺术画廊（Bishop White Gallery of Chinese Temple Art）

https://albinger.me/2017/11/30/the-chinese-temple-murals-and-statues-of-torontos-royal-ontario-museum/

自明代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东来，传教士便是晚近以来东西方跨文化交往的使者。但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上半叶，与其他新教传教士一样，福开森、怀履光等人起初是带着「启蒙现代性」的进步主义来到「异教」中国，试图拯救异教徒们堕落的灵魂，给前现代的中国带来西方现代科学与先进的工业文明。然而，这些信仰上帝的新教徒为何转而开始欣赏「异教」中国文化与文物，甚至从职业传教士转型为职业汉学家？

《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https://archive.org/details/modern-times-1936

还记得卓别林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吗？这部经典无声默片所讲述的便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的机器化及其给人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用法兰克福学派大家马尔库塞的表述来做个类比，即在机械化大生产当中，个体已经沦为无需思考、只会拧一个螺丝帽的「单向度的人」。这就是西方社会在启蒙运动与工业文明进程中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人的精神与价值被机器抹杀，「上帝已死」，一切价值都将被重估。同时，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并没有带来所谓的「道德理想国」，反而造成了个体与社会的物欲横流、奢侈享受与贪污腐败盛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禁欲主义逐渐湮灭，人们发现曾经约束人之道德性的「上帝」真的死了，人类社会最本质的、起源的、普遍的、 超越的、永恒的精神性源泉不再得到认可，现代世俗性蚕食着宗教神性。

作为新教徒，福开森、怀履光们深切地感受到西方现代性的种种问题：科学主义的僵硬与程式化、普遍意义的缺失、西方优越而东方落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无常而多变的世界等等。他们亟需重建人类的普遍价值，为现代性发展提供新的灵感。东方/中国则成为这些来华传教士的直接选择，这个被视为「异教」的国度成为他们改变自身偏见与西方现代性危机的灵感源泉。那么，传教士们究竟从历史中国的文化遗产中探寻到了什么，让他们将中国作为方法，为现代世界中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 这是一场跨学科的盛筵，也是一场脑细胞的极致消耗：历史学、外交学、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学、艺术史、社会学、哲学、文艺批评与文化研究......

• 福开森与怀履光的故事暗合了贯穿于欧洲思想史的「历史欧洲东方主义」，东方/中国不再是落后的「他者」，而是作为革新西方社会的灵感源泉。

• 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它统一了全人类，调和了现代性危机，作为连接东西方跨文化交往的物质载体，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个协商的空间，并成为过去与现在之间和解的桥梁。

• 不妨在黑格尔所谓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精神」的停滞的帝国之外，重新认识传统中国？

• 从历史学出发，看一看传教士怀履光是如何超越永远无法彻底克服的「必死性」而找到意义的寄托？

• 历史也是一种温存：说历史很重要的人很多，但总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目的的工具、话语与资源。

主讲人：

Peng SUN，Foresight News 研究员，历史学硕士，一个充满张力与矛盾的个体，一个追求现代性统一的灵魂，在反抗中界定自我存在的意义。

「欢迎你来，共同思考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寻确定性存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