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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万元彩礼“红线”划出了什么

章润 澎湃新闻评论 2024-04-17
   

       将治理与引导相结合,真正通过思维理念、社会习俗的改变减少天价彩礼的存在空间,才能让婚俗改革的成果更加扎实和持久。



文  |  章润


江西崇义县近期出台“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推进婚俗改革,通过给新人家庭提供子女入学、交通出行、健康体检等正向激励,为爱“减负”。


根据当地公布的政策,男方给女方的聘礼、礼金为零或不超过3.9万元即为“零彩礼”“低彩礼”,而“零彩礼”“低彩礼”夫妻的子女(含农村户口)持礼遇卡可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县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


将彩礼和入学优惠政策绑定,这一招足够新颖也足够吸引眼球,所以新闻一出就迅速登上热搜。但也因为这一政策的逻辑跳跃过大,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彩礼和子女入学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这其实也关联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备受吐槽的天价彩礼,是怎么产生的?究竟应该怎么治?


治理天价彩礼的迫切性


近些年来,天价彩礼的话题频频引发热议。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及其团队发布的《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在调查的119个村中有超过四成村庄存在“剩男”婚配难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一大原因就是,部分省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婚姻市场存在“天价彩礼”现象。


例如,鲁西南某县城的彩礼数额从2020年的18.8万元一路攀升到2023年的“3个9万9”,额外还有在县城买房、买车的要求,相当于正常农村家庭两个劳动力外出打工5—7年的积蓄。


在一些引起社会关注的案例里,人们也不难发现天价彩礼造成的恶劣影响。2019年江西某市,男方为凑够彩礼22.8万元、“打金子”钱3.5万元、见面礼4万元而借债,女方得知后表示反悔,最终因为退婚退钱产生纠纷,酿成悲剧。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新闻里的一句话,“22.8万元彩礼在鸿塘镇(新闻发生地)属于中等水平”。


在一些经济并不富裕的地区,由于男女比例失调等多重因素,一路走高的彩礼不仅造成农村男女的婚恋困难,还时常造成纠纷甚至是恶性伤害事件,可见天价彩礼的治理确有其迫切性。


2020年民政部印发指导意见,强调开展对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不正之风的整治;2022年8月,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有效遏制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势头。


今年2月1日,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结婚后“闪离”等情形彩礼纠纷如何处理等情形加以明确。目前,治理天价彩礼已经形成了全国层面的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江西崇义县推出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政策,也是一种移风易俗的努力,其初衷值得肯定。


治理天价彩礼,到底难在哪儿


客观来看,彩礼的形成受到风俗习惯、城乡结构、收入模式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是在历史积累中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比如,无法忽略的一个现实就是,天价彩礼高发的地区往往是一些省市的农村、乡镇,由于人口流动、外出打工的便利,部分区域的青年男女比例存在相当程度的失衡,彩礼也是这种比例失调在经济层面的反映。


加之彩礼的存在根深蒂固,尤其是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受到传统观念深重影响的乡土社会里,让普通家庭完全抛弃彩礼,这在观念上的冲击过大,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


所以,整治天价彩礼,其实也需要对彩礼抱有某种“了解之同情”,理解其现实的根源,制定阶段性目标,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类似的情形,其实也包括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


目前允许彩礼但限制金额,成了很多地方采取的治理方式。江西抚州就规定,彩礼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四川凉山则规定,彩礼最高不超过10万元。


虽然这些“限高”的彩礼金额仍不低,但对于民众来说相对容易接受一些。加之制定了标准,让民间彩礼的金额更有据可循。但是,彩礼标准如果制定得过于随意,完全和当地的基本状况脱节,其实也就失去了指导的意义。


有网友也提出疑问:江西崇义县制定的3.9万元“低彩礼标准”,从新闻报道里并不容易看出具体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和家庭年收入相关?还是依据经济发展状况?无论如何,彩礼标准的确定还要有科学性,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天价彩礼当然需要治理,但也是个精细活,在一纸通知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彩礼和择校关联是否公平?


江西崇义县出台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子女可优先择校,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争议点就在于以往彩礼治理集中于金额本身,而现在则向其他的公共资源蔓延,尤其是格外敏感的教育资源。


其实这背后的逻辑并不难懂。彩礼某种程度上是夫妻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保证金”,用以保障未来的生活水准,教育支出当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如果要治理天价彩礼,那么公共资源也要做出更大的倾斜,为民众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降低彩礼本身的存在价值,这当然是一种能够逻辑自洽的思路。


但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来说,公平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因为上一代人的彩礼金额,让下一代接受的教育资源有所区别,这是否合情合理,还值得商榷。也难怪这套规定显得格外扎眼,让一些人觉得无法接受。


另一个问题则是可行性。彩礼是有私密性的,如果关联了过多的公共资源,人们为了冒领,有可能让明面上的彩礼转化为“台面下的交易”,去虚假申报所谓“零彩礼”“低彩礼”家庭。


就像有网友提出的,人们可以不用彩礼的名义,而用改口费,或是给房产、汽车、金银细软等实物的方式,变相地抬高彩礼。


这就有可能造成某种隐患:非但没有降低彩礼,反而给一些家庭可乘之机,通过隐瞒真实状况,占到了公共资源的便宜。当地部门如何去识别、认定“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恐怕也是个考验。


当然这些只是舆论的担心,但当地确实也有必要听取意见,更好地完善规定、堵住漏洞,不至于让政策初衷悬空。

     

总之,对天价彩礼的治理,既要多尝试、多总结经验,也要认识到城乡差异的现实性。将治理与引导相结合,真正通过思维理念、社会习俗的改变减少天价彩礼的存在空间,才能让婚俗改革的成果更加扎实和持久。




编辑|李勤余

排版|甘琼芳

澎湃评论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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