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遇见佛陀：小河的“音乐肖像” | 正午
有人说他是个天才，有人说他是个疯子，但他们都会告诉你：“操，这哥们，就是为音乐而生的。”
摄影：熊果诚
疯子遇见佛陀：小河的“音乐肖像”
文 | 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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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今年41岁了。他看起来既年轻又苍老。苍老的是头发，他少白头，头发像一簇雪花。但他的面孔很年轻，有时会突然拿起一副玩具眼镜扮鬼脸。他穿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由于身板过于精瘦，衣服晃来晃去，走起路来像个出身山野的浪荡闲人。他说话柔声细语，碰上熟悉的朋友，会叫“亲爱的”、“宝贝”。
十年前，如果你在北京的无名高地或者新豪运酒吧遇见小河，他也许身上贴满饭盒，正眼也不瞧你，只盯着吉他上的琴弦，然后突然一句嘶吼把你震慑；又或者某个夜晚，在北京的地铁上，你看见一个人，画着京剧脸谱，穿着奇怪，正趴在座椅上睡觉，你走过去推他一把，那个人可能就是小河。
那时候的小河，有人说他是个天才，有人说他是个疯子，但他们都会告诉你：“操，这哥们，就是为音乐而生的。”
关于他的疯狂，大多数和喝酒有关。而他喝酒干的事，可以写成一本荒诞故事集。有一次，小河喝完酒和桌上所有人舌吻了一遍；冬天，他和朋友们喝完酒，带着所有人把衣服脱光，出去裸奔，回来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从饭桌突然跑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司机拉下来，要和司机跳舞，司机急了要和他打架；还有一次，他突然消失了，后来大伙在饭馆后面的草坪上找到了他，“小河你在干嘛？”“别吵，我在和小草对话呢。”
他的天才，当然是关于音乐。
小河总这样介绍自己：“小河，原名何国锋，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是田巧云和何萍所生的第三个儿子。” 1995年，何国锋在部队当了三年兵之后，和战友跑到了北京，组乐队搞音乐。那时候别人开始叫他“小何”，后来变成了“小河”。小河的音乐难以归类，民谣、实验、摇滚、噪音……什么都有，又什么都不是。他对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不以为然，常常有意地打破界限，尝试各种可能，音乐在他身上，像无比认真又无比癫狂的游戏。
很多人是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认识小河的。在舞台上，小河有一种天赋的掌控力。有时，他先清唱，低低地念，手一伸，喊“一、二、三”。观众知道，这个时候乐器要进，大伙就特别high。High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住，又开始念。于是所有人都被调动了起来，沉浸在一种很神奇的快乐当中。有时，他歌唱一个县城青年的街头生活，野孩子乐队的手风琴手张玮玮说：“他几乎能把那条街的氛围唱出来，你能感到那天空气的温度、气味、心情，甚至你那天穿的衣服——你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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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小河开始了一项计划，叫“音乐肖像”。每个月，他去全国各地见一个陌生人，和他（她）相处一两天，然后为这个陌生人写一首歌。
“音乐肖像”的初衷，是小河希望寻找另一种创作音乐的方式。他感到自己正在遭遇创作的困境，大部分时候，他等待灵感来临。有时，他在梦中写歌，梦里面，歌词像钢蹦一样一个个蹦出来，醒来以后，他赶紧把歌词记下来。他想，要是永远这么等，估计会“疯了”，“抑郁症不就这么得的吗？”
“音乐肖像”是另一回事。遇见一个陌生人，就要完成一首歌。创作的方式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小河说：“你必须要写这个歌，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你都要写歌。”
他在豆瓣上发了一个活动邀请，很快接到许多邮件申请。2010年1月，他来到安徽颍上，见了第一个陌生人——一名叫王刚的乡村教师。
王刚是个80后，教语文，爱好文艺，敏感又多情。他听过小河的第一张专辑《飞不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很奇怪专辑名字怎么这么长。他最喜欢的歌手是周云蓬和左小祖咒，能见到小河，使他感到离偶像的距离一下子变近了。
临见小河前，他把这事告诉了村里的人。“小河？没听过。”“这个人上过鲁豫有约。”“噢，鲁豫，知道。”
初次见面，有点生分，但距离感很快消失了。小河一点儿也没有他想象中歌手的“范儿”——留长发，穿皮衣，带金属链子。相反，他穿了一件军大衣，看着和县城青年没什么两样。他们一块抽烟，小河掏出一盒白沙，王刚挺奇怪：“你们北京的文艺青年不都抽中南海吗？”
王刚带小河去学校听他上课，中午坐在院子里聊天晒太阳，晚上，一块去县城吃大排档，王刚执意叫上两个女老师：“有女老师陪气氛好。”吃完饭，他们去KTV唱歌。
那晚，俩人都喝醉了。他们合唱了一首《女儿情》，唱完情绪激动，互相拥抱。王刚对小河诉说了县城的苦闷无聊。大学毕业后，为担起抚养年迈父母的责任，他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教师。他说：“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事走在街上，不知怎么搞的，我们聊到了岩井俊二，这是我知道这个人以来第一次有人跟我提他，我觉得挺好的。小河，我们俩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特别想把你当成普通朋友看待，你会不会有一天想到我？还是我只是你作品里的一个元素？”
“我怎么才能忘掉你呢？这是一个问题。”小河说。
回到北京之后，小河又见了一些人：失聪的想当模特的女设计师、在丽江开咖啡馆的老板、矿工、女同性恋和行为艺术家。每个月，他“从自己的小花园走出来，走进别人的小花园看一看”，很多场景让他意外。
4月，他去山西阳泉见了一名叫侯存栓的矿工。侯存栓有一身西装，在从租住的窑洞到工厂的更衣室这十几分钟的路上，每天他都认真整齐地穿上它。小河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考虑到，假设有一天走出这门就再也没机会回来？”
到6月份，小河发现自己是带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在选择人物，以至于几个“肖像”或者代表了某一社会阶层，或者有某些不同于众人的明显特征，而小河最初的设想，是给一个“普通人”写歌。他发觉自己下意识地把普通人“分了等级”，觉得边缘化的人才是普通人，这“很可怕”。
因此在8月，他从来信里选出了王若珊，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年轻人。
王若珊1991年出生在北京，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系的大二学生，喜欢参加快闪，随身携带速写本画画。她热爱动画，总会冒出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比如人为什么悲伤的时候会流眼泪，什么使心脏在跳什么又使心脏不跳了。她皮肤黑黑的，有些婴儿肥，说话声音是北方女孩特有高亢。让她变得显眼的，是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梳得高高的扎在脑瓜两边，酷似动漫里美少女的造型。
王若珊和小河见面的时候，才19岁。她吓了一跳。小河著了一副拐杖，走路一瘸一拐。她心想：“这大爷，怎么是个残疾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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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的脚后跟是两个多月前在演出中摔碎的。
那次，小河和乐评人颜峻一起办了一次装置展览。展览期间，主办方邀请小河进行音乐表演。演出中，小河爬上两米高的台子，背着吉他，打算往下跳——那段时间，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正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临跳前，他问观众：“你猜，跳楼的人在起跳后脑子里想的什么？一会儿在空中我就会唱我想到的。”他开始起跳，时间太短，他只顾着弹吉他、唱歌，忘了膝盖打弯，一下子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好久没爬起来——两只脚的脚后跟粉碎性骨折。观众边鼓掌边评论：“看，装得好像。”
小河在空中唱的那句话是：“我后悔了，我后悔了。”
事实上，小河很少乖乖地演唱一首歌。他最喜欢琢磨的就是如何别出心裁地演奏同一首歌曲。1999年，小河组了乐队“美好药店”，自己作为主唱。他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来解释这支乐队：“我们想成为自身的实验和被实验的动物。”2000年，萨克斯手李铁桥加入乐队。他和小河第一次见面时说：“要做一种更自由的实验的即兴的音乐。”小河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一个月之后，“美好药店”开始演出。演出前，大伙很兴奋，强烈的表演欲望堵在五脏六腑，等着发泄。上了台，李铁桥开始大段地即兴solo，跟排练的时候差别很大。演完，李铁桥很不好意思。小河说，没事没事。过几天，颜峻在《通俗歌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噪音合作三杰，木推瓜、废墟和美好药店，新加入的美好药店萨克斯手大段即兴solo。”李铁桥感到挺意外的：“第一次演很激动，没想到被夸了一下。”
在“美好药店”阶段，小河乖戾、怪诞，每次演出都像在做实验。他把头发剃了，只在发际线前边留了一圈头发，眉毛剃了右边留了左边，胡子则留了另一边，右边耳朵上挂了一个自行车交税的税牌，整个人乍一看有点说不出的拧巴。他着迷于生活中的戏剧性，并把这种戏剧性带来的张力加入音乐中。“美好药店”和他一样，看上去十分不对劲。有时，他们穿病号服坐在马桶上演，又或者每个人头上戴了一个纸糊的鸟笼。有一次，在杭州，乐队每个人买了一个绍兴的毡帽，五个人用毡帽把脸全部套住，蒙面演了一整场。“美好药店”的演出，没有一场是重复的。
这些把戏都是小河想出来的。“美好药店一直在创新，包括所有形式上，野心显而易见，就是区别于所有的风格从而载入史册。”小河说。乐评人张晓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把民谣玩得不太像民谣，把摇滚玩得不太像摇滚，把音乐玩得不太像音乐……这不是严格意义的实验音乐，是一种妙趣横生的实验精神，一种‘不一样’、‘更好玩’的惊奇和魅惑……不同于一般摇滚乐手在舞台上发泄式的演出，小河很早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表演意识和对在舞台上对观众的掌控。”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表演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音乐家应该具备的，不是假的装模作样，而是如何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好的的东西传达出去。他从很早就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很多乐手包括木推瓜，只专注在音乐本身这块，但在表演上是缺乏的。”宋雨喆说。2000年，他组了一个叫“木推瓜”的另类摇滚乐队，和“美好药店”是兄弟乐队，他喜欢在歌词中编织一些政治隐喻的元素，相对于美好药店，木推瓜则摆出了更为直接的反抗姿态。
在一首叫《走神》的歌里，小河讽刺了那种程式化的主流摇滚乐手：“有个老的摇滚乐队的主唱，每次唱完一句就要突然离开话筒，然后整个身体都像散掉一样在舞台上疯狂地甩.....他的贝司手有一点走神，这让我觉得他的技术非常的好，我也应该让我的贝司手走点神，因为他走神的时候，看上去象一个，活着的人。”
小河后来解释，很多人先模仿西方的形式，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贴上去，但对他来说，这样的音乐不是从骨子里生长出来的，“你会觉得害臊、遗憾，我就想我要抛弃之前的我知道的所有束缚和形式，看看能不能有一种音乐是从自己的感觉里创造出来的，哪怕很生硬，很怪诞。”
2001年，在五道口的开心乐园，“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撺掇了几个乐队一起演出，有“美好药店”、“舌头”、“木推瓜”、“废墟”等。那是一个溜冰场改造的简陋酒吧，需要穿过一道铁路和一条巷子才能找到。巷子口砌了一排平房，稀稀落落站着一些小姐，据说四十块钱就能打一炮。酒吧老板是个有风情的中年女人，喜欢和小伙子们打情骂俏。演出前，李铁桥喝了啤酒，想上厕所，小河把他拽住：“别尿，咱们演出的时候在台上尿。”
“你要干嘛？”
“今天我要在台上拉屎，你就在台上尿吧。”
“你真的假的。”
“我当然是真的了。你就这样，憋住。”小河说。
开场，颜峻先登了台。他对着麦克风，念了一段新出台的演出管理条例：演出过程当中不准有裸体、黄色的行为.…….小河站在旁边，把裤子脱了下来。
李铁桥想，第一次当众撒尿，可能会紧张尿不出来。他找人借了一副墨镜把眼睛遮住。小河对着一个啤酒瓶先尿，随后麦子接过啤酒瓶把尿喝了下去。接着，小河展开一张画布，蹲在画布上拉屎。拉完以后，用手指在画布上开始作画。李铁桥也被带动，决定接续小河的表演。那次他们身上套了一个麻袋作为演出服，于是他一手拿着萨克斯一手撩起麻袋，开始撒尿。瞬间，很多闪光灯对着他咔咔咔，他想反正戴着墨镜，于是两眼一闭，继续尿，时长一分钟。
这些看上去有些粗俗的举动，当晚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违和。2000年左右，北京的地下音乐暗流涌动，各种风格开始出现，朋克、重金属、实验摇滚、噪音。这些乐队基本没有大型演出的机会，只能在北京几个固定的酒吧演出，票价一般不超三十，大部分免费观看，演出的设备很差，但现场氛围热烈，像一场集体的释放。这些乐手大多是70后出生的外地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有太多的情绪和想法需要通过音乐表达。
2005年，李铁桥离开中国，去了奥斯陆。拉手风琴的张玮玮加入乐队。小河和他聊天：“人一定要解放。不光解放自己的思想、观念，还要解放自己的身体。”
2005年，“美好药店”乐队成员合影，小河、郭龙、李铁桥等。（摄影：刘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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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2010年夏天的一个早上，王若珊见到了一个因为解放身体而“残疾”的小河。
“你是写歌的吗？”王若珊问。
“是。”
“你有乐队吗？”
“有啊，叫美好药店。”
“你脚怎么弄的？”
“哎呀，太激动了，从楼上跳下来了。”
那天的大部分时间，是王若珊在聊自己的故事。她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她和妈妈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她最近正忙于给喜欢的男生做一个Flash，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她发愁很多事情：前几天，姥爷走路歪倒，把盆骨摔碎了；她不是个漂亮女孩，跟男生表白总被拒绝，一辈子嫁不出去怎么办呢？更重要的是动画，她的偶像是画《三个和尚》的阿达，她想，有一天她也可以画出那种单纯、简单、能让全世界看懂的动画片。小河在旁边听得呵呵笑。
和小河见面半年后，王若珊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沉迷在创作中的王若珊，有一天觉得自己悟到了动画的奥秘：“动画是在创造生命……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一下子，你就进化了。”她的举止变得异常，走在路上突然开始唱歌，有时半夜跑出家大叫。妈妈把她送到安定医院，医生诊断她是“双向感情失调”。
她在医院呆了三周。没有手机、没有速写本，只能带一本书。每天早晨起床，吃饭，接着去做无抽搐电击。午饭之后吃药，护士会检查她的舌头底下有没有藏药片，吃完药她就犯困，没有力气。她想逃出去，发现门被锁得死死的，她害怕极了，开始大哭。医生就用绳子把她绑在床上。一段时间之后，她慢慢懂得怎么应答医生的问题，她觉得自己会演戏了。三周之后，她被放了出来，她回家照镜子，看到自己变得又丑又胖。
临出院前，医生对她说：“王若珊，你记住，我知道你是做动画的，你做的片子很好看。但是人都有个框框，你出了这个框框要么来我们这儿，要么去警察局，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大四那年，王若珊开始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她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工作室，每天不停地画画，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画四百多张。一年下来居然画了一万多张。她做了一部时长7分钟的动画片，叫《电梯口》，讲了一个女孩想坐电梯回家，却因为太善良、不停给人让路，一直没有坐上电梯。片子的结尾，她决定爬楼梯，她想总有一个阶段是需要爬爬楼梯的。
那个女孩是王若珊送给自己的自画像。
毕业之后，王若珊进了一家游戏创业公司。在那儿，她遇见了一个做程序员的四川男孩，他们谈起了恋爱。几个月后，男孩向她求婚了。
到了2015年，有一天，一个叫麻油叶的人微信她：“你好，你还记得五年前要给你写歌的小河吗？现在我是给你写歌的人。”接着，“麻油叶”问了她这几年的状况。几天之后，王若珊很意外地发现，这个人是她非常喜欢的民谣歌手马頔。
王若珊告诉马頔，自从2010年那次见面，五年了，她一直没有见过小河，几乎快忘了这件事。她说：“请你转告小河，我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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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台上摔下来之后，小河找了一位老中医疗伤。他在医院躺了二十天，回家躺了四十天，从六月卧床到九月，脚伤才痊愈。他被困在家里的沙发床上，由于长久躺卧，沙发中间凹陷了下去。
经过制作“音乐肖像”的大半年，他的内心发生了很多变化。刚开始他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家去创作，后来，当他和陌生人聊天，一起喝酒称兄道弟，他开始试着理解别人的生活。“当你被他们感动的时候，你发现，你也是普通人。”小河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年仿佛是一个转机，让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事物，感知身体和内心的情绪。
在床上，他用苹果电脑录了12首歌，全部是简单的木吉他伴奏，内容大多关于爱情。他将十二首歌混成了一张专辑，起名《傻瓜的情歌》。这是一张低保真的专辑，风格和从前的小河相比，完全变了模样。从前，小河是不屑于歌唱爱情的。他读尼采、萨特的哲学，读波德莱尔的诗歌，马尔克斯的小说，脑子里装的总是一些宏大的命题，比如生命、死亡、人类和平。二十多岁本该是个喜好浪漫的年纪，他不肯谈恋爱，“没出息的人才谈论爱情，我心目中的男人是不需要爱情的，是为了人类、生命的问题每天苦思的人。”
10月，小河可以走路了。他前往瑞士给一个现代舞团做配乐，在苏黎世市郊的一栋别墅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早晨，他花两三个小时去附近的山上散步。秋天的苏黎世美得令人心碎，山上，树叶随着风轻轻坠落，五颜六色地散落在泥地上。有一天，小河捡起一片树叶，树叶是刚落下来的，还平展着，有点绿。他端详树叶的纹理，上面有几个被虫子咬过的洞，“仿佛它的一生都在上面。”
之后每次散步，他就带一片没见过的树叶回家，用水彩笔描摹。一共画了十二片叶子，正好搭配12首“傻瓜的情歌”。在专辑的扉页上，小河写了一句话：“现在，更像是个开始，如同我拥有的这双脚。”
一年之后，12个人见完了，12首歌也完成了。小河想把这些歌录成唱片。但后续的资金没有跟上，想法就搁置了下来。
2012年，小河去甘肃演出的时候结识了一位上师，从此正式入了佛门。他戒烟、戒酒、吃素，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了一般。
2015年，小河去重庆做专场音乐会，认识了一个叫谢江川的朋友，他从2006年开始卖打口带，后来做独立厂牌，帮小河发行过一张唱片。5月他们在山西碰见，又讨论起五年前的项目。这次，小河想了更多。制作“音乐肖像”那一年的经历对他的改变很大，他开始理解他人的生活，从而关注生命中很细小的情感。可能关于隐秘的爱情，也可能关于平庸的日常。
“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很宏大的东西。标新立异，想创造历史。我是创造天地的人，我要把所有的东西破坏掉，我要建立新风格建立新世界。哪怕别人觉得很怪诞，我还是要创造。但遥远的东西都会显得过于悲壮和沉重，反而生活是很生动的。”小河说。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他也发现，通过行为得到的经验比光听一个道理有用得多。他想，如果能让其他歌手感受到这些，是一件多有意思的事。
他和谢江川决定把“音乐肖像”从个人行为扩展成一个项目，邀请其他的音乐人一起尝试。他们找了12个音乐人唱小河之前写的歌，到明年，每个月会邀请一位音乐人，像他那样去接触陌生人，给陌生人写歌。甚至，他希望建一个实体的音乐肖像档案馆，把每年每个音乐人和普通人接触的影像、写出的作品做成一个展览，形成档案。他为这个项目起了一个slogan——“用歌唱去记录”。
7月，马頔给王若珊录歌，喊她过来玩。小河也去了。五年不见，王若珊成了个大女孩，她的长辫不见了，留了一头利落的短发，化了淡妆，看起来神采奕奕。她是和男朋友一起出现在小河面前的，两人牵着手，如果仔细看，可以看见无名指套着一枚戒指。小河的脚也早已痊愈了，这几年他念经，吃素，修行，反而精壮了许多。他们坐在录音室外的沙发上聊着彼此的境况。马頔从录音室走出来，问王若珊，“满意吗？”
王若珊说：“挺好的，跟做梦一样。”
2015年，小河和“音乐肖像”五月份的人物白亦初。（摄影：吴恋）
6
现在，小河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音乐肖像”上。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逐渐打开自己的过程。项目开始前，小河找罗永浩取经——罗永浩是小河在酒吧唱歌时的粉丝，老打车去听他唱歌。罗永浩问他，“微博有吗？”“没有。”“微信呢？”“也没有。”“那你别做了。”回去以后，小河开了微博，微信，朋友们很吃惊，以前他从不屑于玩这些。
他耐住性子和不同的人解释“音乐肖像”，每天能发五封以上的邮件，因为他打字极慢，五封邮件已是极限。这些事放在从前，他早就“撂挑子了”，他将这些转变归结为学佛，他说：“佛陀就像一个好老师。”
小河的变化让很多人惊异。
2014年10月，野孩子乐队在北京演出纪念小索，小索是野孩子以前的吉他手，2004年得了胃癌去世。圈里该来的都来演了。结束后，照老规矩，大家都要聚一聚。饭桌自动分成了两桌，一桌喝酒的一桌戒酒的。野孩子乐队的全喝酒，一人来几两非常热闹。另一桌，坐了小河、万晓利、宋雨喆、吴吞和李铁桥，野孩子过去敬酒，桌上一人一杯酸梅汁。张玮玮笑说：“你们就是一桌酗酒康复协会，跟你们有什么可聊的，你们也别过去找我们，我们也别过去找你们，各过各的吧。”
但是在张玮玮看来，小河的转变又在情理之中：“他是这样的人。动不动就给自己的生活一刀切断，扔掉。唱歌是这样，玩音乐也是这样，有的歌说不唱再也不唱了。他不会沉浸在美好里面，他总说，千万不要被掌声和鲜花迷惑了。”
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只发生在小河身上，“人到中年，过了青春期，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也快过去了，面对身体和思想的纠葛，见了好多人和事儿，有些责任要承担了，很容易思考，自己究竟在干吗，为什么这个干，值不值得这么干。尤其是做艺术的人，这是早晚要面对的问题。”宋雨喆说。2002年他把“木推瓜”解散，飘荡在西北搜集民间音乐。2009年，他回到北京，成立了一支名为“大忘杠”的乐队，探索不同类型和背景下的音乐的融合。和小河一样，远离了摇滚乐时期的那些暴躁、荒诞和反叛。
7
没有演出的周末，小河就从北京东面的通州坐车到门头沟香峪村上的“呼噜山庄”。这是一座隐藏在山里的不起眼的农家院落，有人说，这是小河禅修的地方。
8月，在“呼噜山庄”的一个周末，小河早上六点多便起床了。他抱了一块军绿色坐垫，一条碎花薄被，拆了一块白色的枕头套，又带上两条寄养在山庄的狗，往山腰上走。穿过一片齐胸的杂草丛，那里隐藏着一块水泥砌成的露台，这是小河的秘密领地。
小河坐在露台上打坐。太阳的轮廓渐渐清楚，阳光随之猛烈，树影从他的身上往后移。于是他拾起薄被，盖在头顶遮太阳。他突然想起了一幅熟悉的画面——这是他打小就开始做的一个梦。在梦里，一头倔强的狮子离开了群居的伙伴和生活的那片丛林，它已经对群体的生活感到无聊，于是决定离开，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小河看到了那头狮子的背影，不是垂头丧气，相反，它带着骄傲的姿态离开了。
“每年，这个梦像电影闪回一样，脑袋会啪一下插入一个画面。没有任何所指和影射，好像是个暗示。”小河说。阳光更猛烈了，树影已经完全消失。他起身，把枕头套当做帽子套在头上，赶着两只狗，朝山下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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