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以Some hard numbers on science’s leadership problems为标题

发布在2018年5月16日的《自然》新闻特写上

原文作者： Richard Van Noorden

一项涵盖3200多名科学家的调查揭示了全球科研群体内部弥漫的紧张气氛。

科学家常以他们敏锐的洞察力为豪，但是对于他们眼皮底下出现的问题，他们当中很多人却似乎看不到。根据《自然》对3200多名科学家展开的一项调查，实验室主管对实验室日常运行的评价明显高于许多普通实验室成员。调查结果显示，缺乏实验室管理及人员管理的培训是造成实验室文化不健康的最大因素之一。

插图：Marco Goran Romano

“资深研究者和年轻研究者之间的经验交流情况不容乐观。”Gary McDowell说，他是为青年科学家代言的旧金山非营利组织Future of Research的执行董事，“他们几乎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近年来，关于科研诚信的担忧不断增加，促使美国国家学院和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等机构开展了高规格的调查。他们希望了解培训缺失情况，以及科学家在申请资助、发表论文和晋升方面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压力。

去年，《自然》在欧洲和美国举行了16场会议和研讨会，探讨了实验室的健康状况、研究群体的压力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分享了自己对于工作场所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包括指导处理人际关系，强化和鼓励最佳实践。针对以上讨论情况，《自然》展开了一项调查，以便为这些口头之词提供数据支撑。该调查是同类型中公开报道分析规模最大的。

好消息是科研群体整体士气饱满。大部分科学家给予其所在实验室的评价是“友好”，“合作”，“富有支持性”。不过，也有一些紧张苗头浮现出来：约五分之一的基础岗位受访者（即非领导层，如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对实验室持负面评价，他们描述实验室的用词包括“有压力”，“紧张”和“有毒”（见“言为心声”）。

参加调查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希望更多的PI可以参加培训课程，并建议PI更加定期地寻求实验室成员的反馈。略超过一半的非PI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里经常或偶尔感觉到要产出特定研究成果的压力。“这值得警惕。”哈佛医学院的医学研究员、医学部主任（截至2016年）Jeffrey Flier说。 

Nicholas Steneck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从事科研诚信研究，他提醒说这项调查被发给25万余名《自然》读者，并在《自然》网站上做了宣传，它反映的是有限的科学家群体，可能过度代表了那些习惯于抱怨的人。尽管如此，他认为该调查仍表明研究人员对于不当行为的容忍度达到了不可接受的水平。“我不觉得这项调查揭示了什么好消息，都是些坏消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说。

观点不一

参与调查的资深研究人员——655位实验室主管——对其工作场所的情况持非常积极的看法。他们当中超过90%的人说自己始终检查研究成员的实验设计，而且可以总结出每一个成员正在开展的项目。他们同样自信的是，他们会和实验室成员讨论实验或职业发展；认可阴性结果的价值；并且允许实验室成员自由探索他们感兴趣但不一定属于实验室核心研究的东西。

但是，参与调查的2632名非PI研究人员则没有这么乐观（见“观点分歧”）。其中80%的人认为他们的PI可以总结出每一位成员的项目；约70%的人认为PI会坐下来和他们讨论实验，允许他们探索非核心研究。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的PI始终检查他们的实验设计，或认可阴性结果的价值。 

这两组人员在检查原始数据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只有57%的实验室成员说他们的PI始终检查原始数据，但是有90%的PI说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考虑到管理成员与申请基金和履行其他责任所要耗费的时间，“我怀疑这些PI是否真的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始终检查原始数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今年已退休的副教务长Angela Goh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从事科研不端研究的C. K. Gunsalus表示，这中间的差距令人震惊，原因可能是PI和其他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的定义不一样。

斯洛伐克夸美纽斯大学的Radovan Šebesta参与了此次调查，他也在校内领导了一支有机化学研究小组。调查发现令他感到惊讶，初级研究人员指出的问题也让他有点担心。“我的研究小组成员是不是也是这样看待我的？”Šebesta正在考虑询问他的实验室成员会怎么回答那些调查问题。 

大部分受访者选择匿名，因此无法将同属一个实验室的PI和非PI匹配起来。不过，这两组人员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地理差异。Gunsalus说，调查发现与已有的关于组织动态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相符。“一个人权力越大，对下级的评价越不重视。”她说。

调查也发现了PI和非PI在其它方面的看法分歧。将近90%的PI觉得实验室成员清楚自己对他们的期望，三分之二的PI说实验室“从不”或“极少”容忍走捷径的研究行为，如一味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或者为了获取基金而忽视研究准确性。但是，只有三分之二的非PI说自己清楚PI对他们的期望，43%说实验室“从不”或“极少”走捷径。

虽然这些观点和态度可能无法反映实验室行为不当的真实情况，但是Steneck等人认为这是值得警惕的信号。过去关于单个组织的研究已经表明，认为实验室风气较好的科学家不太可能说他们参与了或被视为行为不端的行为，如剽窃、造假和欺诈。

不满

本次调查的目标之一是了解实验室文化会如何推动或阻碍科研。美国明尼苏达州健康伙伴研究所（Health Partners Institute）研究科研诚信的Brian Martinson表示，《自然》的调查发现，使用负面词语描述实验室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文化严重阻碍实验室产出优质科研成果的人存在中度关联。（显然，一些受访者误读了后一个问题，他们使用非常正面的词语形容实验室文化，但是又说它阻碍了科研。经过后续沟通，澄清了部分混淆情况。）

为了了解那些确实对其实验室文化不满的研究人员，《自然》挑出了一组始终对实验室持负面评价的科学家。他们用来描述实验室的词语包括“虐待”，“压迫”和“敌意”，而且称实验室的不良文化妨碍了他们的研究。怀有这种不满情绪的科学家共有376名，约占非PI的14%。虽然他们不能代表所有感到不满的受访者，但是却反映了一组始终明确表达了沮丧之情的人员。 

其中许多人似乎对实验室的领导层不满；他们对PI的行为的评价相对负面。只有20%觉得他们的实验室文化“从不”或“极少”容忍走捷径的研究行为，只有38%觉得他们的PI几乎总是能坐下来和他们进行讨论。他们当中有70%的人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经常”或“偶尔”感觉到要产出特定研究成果的压力，而在全部非PI受访者中，这个数字略高于50%。Gunsalus指出，这一部分人所面对的实验室文化否真的比其他受访者恶劣，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有些环境确实恶劣，而研究机构必须对此负责。”她说。

如何帮助实验室产出更好的科研成果

本次调查得出的最令人震惊的发现之一是，三分之二的实验室主管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里没有接受过人员管理或实验室管理的培训，而他们大部分都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培训（见“培训缺口”）。“自从我担任PI以来，最让我始料未及的一点就是管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Šebesta说，“我希望可以有一些培训。”至于接受过培训的PI，其中六分之五表示有效果。

许多机构，包括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都已经设置了方便订阅的指导和管理课程。但是，Flier说大部分机构对这类培训不做强制要求。部分是因为不愿学术界强制推行，还有是因为“机构不重视”。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心理学家Michael Mumford说，调查结果表明这种培训是迫切所需的。“我们让没有接受过管理或领导力培训的人去管理一个3-20人的团队，然后假设他们知道如何与他人沟通，如何管人。”他说。

“我所有新近成为PI的朋友都希望可以获得一些培训，”一名参与了《自然》调查的美国生物学博士后说，“他们被直接丢在那里，任其‘自生自灭’。”

在被要求从一系列选项中选出哪些可以让部门主管或机构推动实验室产出更优质的科研成果时，超过60%的PI说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有关指导和管理的支持（见“改进因素”）。这一期望仅次于要求获得更多的可用于行政任务的资源。

超过40%的非PI也表示，如果PI获得更多有关指导和管理的培训，那么他们的实验室就能产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在最不满的受访者中，超过70%表示这是他们的主要期望。“我相信我所在的机构有面向PI的课程，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些课程是选修的。我认为应该把它们变成必修的。”德国的一名微生物学研究生写道。

当被问及是否有其它因素可以发挥作用时，超过一半的实验室主管提到了经费——讨论科研限制因素时绕不开的一个点。“经费竞争激励，而且资助时间短，导致形成了一种科研可重复性不及获得下一笔资助重要的风气。”美国的一位实验室主管写道。

Gunsalus表示，本次调查提醒我们，即使PI自认为他们的实验室拥有健康的研究文化，仍需要反复审视内部交流情况和实验室的发展目标，并寻求实验室其他成员的反馈。“即使你自己的机构不提供指导资源，你也要自己去外部寻找。”她说。对此，她给研究人员指明了方向，在美国，他们可以使用国家研究指导网络（National Research Mentoring Network），也可以去看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国家专业与研究伦理中心有关领导力的系列文章。

“机构需要加大力度为实验室主管提供有效的资源，为初级研究人员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她说，“他们应该能够‘掌控’他们所提供的研究环境。”ⓝ

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5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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