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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与下限
组织会放大核心的根本特征。
如果核心自身充满矛盾和悲剧性，对应的放大后的组织就是矛盾和悲剧的，并且会表现的更为突出。表现之一是内部复杂性的指数级增加，而管理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企业内部效率的下降，失去存活的基础（科斯）。
如果把企业放在时间轴上，在早期是业务和人塑造文化，在后期则是定型了的的文化制约企业行为。
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持续的动力。
企业的价值是外生的，内部提供效率和实现的可能。使命愿景价值观是动力的源头，但只有基于特定的利益结构才真正能形成组织动力。而只有当内外契合这种组织动力才是可持续的。
在这种组织特征形成并保持动力的过程中，所有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维持下限的活动，一类则是更高效的追求上限，追求上限需要合适的场域。
下限保证安全（底线思维）是必须做，但往往不创造价值；上限则与效能有关，体现为竞争力，在这时候团结才是力量，而团结本身需要共创与场域（组织结构与文化的融合，人的行为范式）。
从这个角度看，下限部分的处理必须是数字和智能的，否则这部分支出越多，企业效能越差。数字和智能本身在效率之外也会为创造更好的场域提供支撑，比如分权的前提是透明，不然治理模式会阻塞于信任，而数字和智能会提供这种透明。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组织的模式、生产的模式等在被完整重构，并拉开代差，而拥抱这种趋势似乎应该从下限问题开始，然后再进行上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