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为什么国民党终于还是死了?（2）
上次是柳永的词，用婉转说了刚烈；这次就借辛弃疾的《永遇乐》，从温热里看苍凉。
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说正事前，扯点闲事，你发现一个现象没？
怀有雄心的男人，大多爱谈些牛气冲天的时代大事；富于灵气的女人，却喜欢注意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
看起来，男人们的这等雄韬伟略，要比女人们的鸟语花香厉害百倍是吧？
恰恰相反。男人滔滔不绝的一万句逻辑推演，常常敌不过女人透过细节的一眼看穿。
世界总是发生些又错又误的大事，细节里掩藏的真相，却往往惊人的准确。
女人进化出的这种强大观察效率，难度系数实在太高，只有最冷辣的男人才能办到。
比如让你判断，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呢？多数人能想到的，也就是陪谁到海边吹吹风，或者拉着谁的手慢慢变老啥的。
鲁迅却说，最浪漫的，是在有天傍晚，满院的红叶飘零，忽然转身吐了一口血，这时有温柔的人将一件风衣披他肩上。
老愤青的洞察力，毕竟高人一筹啊。
用造物主的这种神奇的戏剧手法，来思考国民党的前世今生，实在是很有趣。
而且很有效。
当人们习惯在金戈铁马的遐想中，纵横捭阖着民国风云，在三五杯酒盏后，谈论着时代豪杰时，历史的真相，往往还是在小小的细节里看得更清楚。
这篇笔记，就试着从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里，在那些大叙事外，找出国民党挂掉的真相。
第一个细节，是件台湾的白衬衫。
舞榭歌台
2016年6月3日，台湾平常一日。
昨日暴雨造成的200多个航班受困，等到今日积水退去，多已恢复。到了傍晚时分，恒春海域发生4.2级地震，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岛底小躁动，不值一提。
“大选”已成往事，蔡英文也已在两周前宣誓入职，对重创之后的中国国民党来说，除了找个无人的角落默默地舔舐伤口外，这一天似乎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
然而，风雨交加的夜虽已过去，还是有一件白衬衫，映出了国民党鬼魅般宿命的身影。
6月3日，国民党内约定“立法院党团大会”抗议行动，按事前统一要求，所有人都身穿国民党蓝色“战袍”出席。唯独立法院长主席王金平，穿着白衬衫，十分扎眼。
老大叔爱白衬衫，那也没什么不妥吧？
王金平大叔甚至表示，“不要说衣服(蓝衫)没有送给我，就是送我也不穿”。
穿衣服嘛，小事一桩，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玩过家家，总会有调皮捣蛋的嘛。
可是，当此泛蓝阵营一片萧条，国民党处于三合一选举、“总统大选”严重挫败后的低谷期，在这样一个集体行动大会上，作为一个在党内关系盘根错节的大佬，王金平拒穿象征党魂的蓝色“战袍”，背后折射出的国民党内在困扰，还是让人不免一声叹息。
须知老大叔并非不懂事的小毛孩，王金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
当年宋楚瑜从蓝营出走，搞出一个橙党，虽然高不成，低不就，难成气候，但每逢“大选”，必定抖擞精神上阵跟国民党拉仇恨，一个好端端的泛蓝阵营，从此搞得乱七八糟，伤疤至今未愈，党生活一直不和谐。
如今王金平又身在蓝营反穿白，眼看着同志们都上阵呐喊，却一个人坐在角落冷眼旁观，老人家你到底在玩什么毛线呢？
一百年过去了，国民党还是号令不行，队伍不好带，大哥不好做，二哥爱折腾。
推算起来，国民党百年苦旅，从黄兴、李宗仁、宋楚瑜，到王金平，像这样任性的二哥差不多有四任了。当然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任。
一件白衬衫，穿出了国民党一世纪的哀愁。
可是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么不靠谱地散乱着呢？
因为粘合国民党的，初期只是些红手印。
第二个历史细节，一叠红手印。
英雄无觅 孙仲谋处
国民党的前身，是兴中会、同盟会。
它们本由多个反清团体组成，目标很简单，就是革掉清王朝的命，彻底结束封建帝制，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然而自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国民党一口紧憋着的气，似乎就喘掉了。
先是宋教仁被刺杀。后是黄兴在讨伐袁世凯、建党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多次与孙中山公开激烈争吵。然后是章太炎自作主张，赞成军阀割据，与孙中山国家统一的宗旨背道而驰，转身而走，与黎元洪另创共和党。
等到陈炯明叛变，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甚至联名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
陈炯明身为一个将军，居然也敢提出与领袖完全相反的路数。总理主张强势中央政府，北伐结束割据局面，统一中国；小陈同志却要以广东为模范，联省自治。
这拥兵自重的旧路子，多么似曾相识。假如手握重兵的将军，人人都提出一套社会大计要实施，整个社会岂不乱成了一锅乱炖？
可是国民党好像一直喜欢吃火锅。
当年国民党的“核心三人组”，是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章太炎影响也很大。随着宋死，黄争执，章出走，孙中山孤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就各回各家了。
这真是奇了怪了。大家都是忠肝赤胆，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苍生黎民衔命疾走，岂不是应该舍小节、求大义吗？死且都不怕，还有什么放不下、谈不来的呢？
不团结的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檀香山回来的孙逸仙博士，学了许多西方知识，还入了基督教，他思索出三民主义，给出了思想；他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出了目标；可是对于运营一个现代政党所需的具体方法，却近乎一片空白，在人的问题上，好像写诗一样凭着感觉走。
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改组成的国民党，都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万，登记注册的却只有3000，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6000。
那么到底有多少党员呢？答案是不知道。
入党就很不严谨，只是按红手印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抬头仰望的是革命大计，心中想的是建国大纲，至于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他就不清楚了。
1923年，苏俄驻华代表鲍罗廷，毫不客气对孙中山说，你领导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听得孙中山大惊失色，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
没有组织，就没法有效管理，自由自主之下，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
你赶着一群野马，手中却没有缰绳，草原又急风骤雨，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
这真是让人惊讶，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又不是李自成、洪秀全，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能苛求孙中山的。他人在彼时，身在此山中，既不可能扒开杂枝乱叶，发现隐于深处的问题源头，也无暇触及这个问题。
它牵涉过大，盘根错节，其复杂程度足够写一篇长篇博士论文了。
李不太白无意写技术报告，就用一位囚境中的上师歌声，试着酿一壶山中老酒吧。
青年仓央嘉措，情缘佛缘两茫茫，遂吟哦道：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革命理想犹如心头佳人，山上明月，很美。
但仰望明月的人，却看不见地上的六便士。
而六便士，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关键。
六便士，历史的第三个细节。
想当年 金戈铁马
1919年，英国的毛姆写就了一部意味深长的哲思小说，叫做《月亮与六便士》。
便士，英国货币最小单位，喻义现实。
月亮，皎洁，高挂天上，代表理想。
从历史的高山上遥看国民党带头大哥，不能说他们未曾心怀明月。他们身陷散乱，是因为地上的六便士，实在太沉重了。
很多人以为，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
实际上，就算到了1940年代，也非如此。
抗战期间，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但他们却抱怨道，钱是花出去了，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
这也难怪，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
时值雨季，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深陷淤泥。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
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找到村长，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
枪炮很多，村长却不好找，毛驴也有限。
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在路上耗时一个月。
部队的基层领导，还得分心管好“内鬼”。
第一种内鬼，是士兵。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连长40元，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蛊惑士兵偷枪卖。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
第二种内鬼，还是士兵，不过是他们的嘴巴。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而是吃饭的，可是由于饿，吃得不好，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连长非常操心这事。
他操心这事，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一生病基本就挂掉。
挂掉一个少一个。不操心哪行呢？
诸如此类的破事，不胜枚举。真是承蒙上帝厚爱，在悲催的年代，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
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盐税、消费税、债券，退到内陆地区后，收入是全没了，仗却还得继续打。
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
广渺的内陆不是穷，是真穷。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也没别的营生，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仅够勉强糊口，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外加无数公务人员，负担怎么受得了？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继续征粮吧！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闭着眼睛选一个吧。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是最糟糕的。
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顿时傻眼了。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税收怎么征？
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都不知找谁哭去。
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他们两者之间，原来你是你，我是我，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
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
无论如何，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
这些碎碎念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悲催的事实：孙中山、蒋介石脚下的“六便士”——民国的土地上的人，物，结构，形态，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
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寻求治术。
那些传统治术，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
它们的土壤里，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
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激流，它们真的像今人吹嘘的那样仁者无敌吗？
这些问题太大。三千年来，李不太白每一次梦到它，都觉得它是那样的无边无际，其汹涌浩瀚的暗能量，足以吞噬所有苦难与欢乐。
包括国民党的美丽与哀愁。
气吞万里如虎
中华帝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大。
由于幅员实在太过辽阔，信息传递极其不便，帝国的治理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里闹水灾了，那里干旱了，边境又有蛮夷侵扰了，哪儿民变了，不一而足。可是这些信息要反映到决策者那里，少则一月，多则数月，等到皇帝与内阁讨论出办法，做出决策，安排实施，说不定那边事情早已云消雨散。
那这么大一个社会，平时怎么运行嘛？
于是，一个天才的发明诞生了。
解决大多数具体问题，竟然不是靠具体办法，而是以“虚”对付“实”，以“无”对付“有”，以形式对付内容。
这说起来有点绕。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有点类似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任你千招万招眼花缭乱，我就一个无招胜有招。
任你广渺大地上的事情千头万绪，洪水滔滔 ，我就用一条“道德”的大河引导人心。
帝国的统治者，不能像现代领导一样开电视电话会议，坐上高铁视察全国。他人不出皇宫，平常就靠道德、礼序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应对来自辽阔大地上的纷繁事务。
礼序的内容，在上层是忠，在民间是孝。
忠孝实质上都是造成一种无形的秩序，层层约束，使人心逆来顺受，社会安定。
地方上主持事务的官员、乡绅，主要靠的也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德行威望，对各种矛盾加以仲裁与平衡。
上层统治机构更像一个品牌形象店，下层民间社会则像一个个铺子，二者各自运作，是彼此半脱离的。
又既然治理社会的是靠一套虚的东西，所以具体数量多一点、少一点也就不太重要了。
这就造成在长长历史形成中，帝国统治者根本不在乎具体数字管理，全国人口到底有多少，土地实际几何，一年一季的税入总额，财政支出预算所需，军队士兵数量，全都是个概数，一笔糊涂账。
只要不出大乱子，仁孝治天下就行得通。
等到两三百年下来，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实际问题堆积如山，想改革也改不动了。怎么办呢？
好办。改朝换代，换个姿势重头再来一次。
传统帝国的这些骨肉气血，经年累月，早已修炼成精，绝对不是民国短短数十年的运动与风潮可以变异它的。
它能不能生出一个“现代组织”的无敌宝宝，全赖于它本身有没有这个宝宝的构成基因。
这个基因是什么呢？
为了实现组织的信仰与蓝图，“现代组织”需要两个关键基因：
第一是“统计与编制”。层层结构，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目标大于一切。
第二是“强联结”。个人一旦加入组织，就意味着放弃部分个人自由，接受组织约束，个人意愿服从组织目标，成员不能处于游离态。
这两点，恰恰是传统帝国的死穴。
帝国“模糊概数”的管理，造成一个号令发出后，执行效果是没法统计的，好比公众号文章全赖朋友圈传递一样，传到哪是哪。委员长的手谕，阅读量也可能只有几百。
而帝国“虚无的道德”治理法，又造成了上层结构与下层社会的半脱离状态，是完全的弱联结。正所谓山高皇帝远，有事找村长，乡民买账的还是土皇帝。
此外，在传统帝国这种治理结构下，社会越僵化、越呆板、越保守、越没有进步，越好。人民越愚昧，越利于帝国的江山稳固。
为了达到这一点，历朝历代，“子民”们都被约束在一个位置上，安心务农，迁徙与远行受到严格限制，职业差不多都是子承父业，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身份。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单一个体的命运就如同蝼蚁，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十分有限，相对应地，人际关系就极为重要，并被放大到极致。
关系是要有的，万一有人“得道”了呢？那么关系网中的鸡犬都可以升天了。平时它是一个人发展的全部机会可能；灾变时，它又成了帮困扶难互助组，一方倒霉，八方支援。
所谓“礼尚往来”，也暗含着这样一个秘密：他日你若发达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
这些关系包括亲戚关系、同族关系、同乡关系。假如你有幸是知识分子，还可增加师徒关系、同窗关系、同年关系。
这些关系无形无色，却是联结整个社会的核心形态，星罗密布，天罗地网。
可惜，传统帝国的“关系学”这门大课，正好与现代组织的精神背道而驰。
“关系”极易派生出一个个蒙古包式的小社会，所谓大小山头，团团伙伙，抱团取暖，一个个独立的小团体利益，就像组织血脉里的大大小小的肿瘤，极大地阻碍着组织的良性运行，严重威胁着组织的生命。
中华帝国的这些传统特质，导致了它只要没受外来的冲击，没有实质性的颠覆，那么“现代组织”这种政党力量，就不可能从内部诞生。
一个主要是下层结构的民国社会，一个主要是上层联结的国民党，怎么运行呢？
孙中山与蒋介石领导办法，还是脱离不了忠义、恩威、关系、礼序这些传统治术的范畴。
组织目标能不能执行下去，执行效果如何，全凭领袖个人对成员们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是有强弱的，可变的，无法保障的。
1934年，蒋介石委派陈仪主政福建，担任封疆大吏。1938年6月，陈仪置委员长手谕不顾，下令枪决军统福建老大、戴笠心腹张超。戴笠哭着跪到蒋介石面前，要求委员长做主。
蒋介石怎么说的呢？
蒋介石说：“雨农啊，陈仪是什么人？他是政学系的领袖，上将，省主席，他后面有一大帮人呢，有张群，有熊式辉，还有……我不依靠他们行吗？不要再任性了。”
戴笠说：“雨农体谅领袖苦心。”
这真是搞笑了。
这种哭诉与台词，特么的跟宫廷剧有什么区别？一个堂堂的民国中央政府委员长、国民党领袖、军队首脑，处罚不处罚地方大员，理应根据国家法律与组织纪律，岂能由当事人背后关系决定呢？
这不是现代文明，这是小农关系的算盘。
多数时候，国民党内部的运行还是依靠人脉，一旦超过人的关系圈子，国民党的号令就像走夜路遇见了鬼，说僵就僵住了。
在民国军队里，交情至关重要。军官向心力，主要由一个个小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起来，在上如黄埔军校生，在下如老乡。
有一次，侍从室组长、浙江同乡、蒋介石外甥陈希曾，请求辞职。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场掀翻了桌子，使陈希曾哭着打消了辞意。战争造成货币贬值，他的薪水几乎缩成零，生活很不便，他想利用关系下海经商。但蒋介石认为他此时弃自己而去，简直是忘恩负义。
从这个历史细节里，可以洞察到什么呢？
在蒋介石的组织构架，浙江老乡关系、亲戚关系、恩情关系，至关重要。
国民政府和军队的结构十分松散，军阀与派系依然林立，各方异己势力拉锯不断，大小战争不熄，反对力量一直在暗中蔓延。
蒋介石从未在实质性的组织上统一过国家，他也从不曾完全掌权，没有更大决策权。
国民党与它成员的联结，是弱联结。关系不到的地方，组织力量就暗弱了。
如果还是旧式的改朝换代，那国民党没问题。
但当它遇到帝国主义组织形式的日军、苏俄组织形式的中共军队，除非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否则，结果早已注定。
说到底，近现代战争打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
而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的背后，是组织力。
由于组织力的缺失，国民党始终飘在古老的传统社会之上，根本无力组织、动员起整个社会投入战争。
国军对阵解放军，工业基础略好一点，组织力却天上地下，岂能不败呢？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每当李不太白脑海里闪过漫山遍野的白毛巾、小推车时，心里就想起了孙中山桌子上的一叠叠红手印。
不是共军太狡猾，而是国军没组织啊。
当孙逸仙博士与蒋中正先生率领着这样的国民党，莽莽撞撞地冲进时代，迎接现代文明的滔天巨浪时，解决之道只有两个：
要么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用长长的时间，慢慢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社会，提高全民素质，获得组织、动员的基础。
要么像红军一样，从社会底层入手，将中间的地主阶层彻底取消，在下层社会之上直接建立上层结构，获得组织力量。
前者，上帝没有给国民党时间。
后者，会要了国民党的命。
所以孙中山与蒋介石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转过身来，用古老帝国的传统治理方法面现代社会的挑战，迎接国民党的宿命。
“天不予我，非战之罪也。”
这等牛逼的托词，是西楚霸王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矫情与愚蠢，但对国民党来说，却是一曲再公道不过的时代挽歌。
国民党各种表象下的迷底，只有站在遥远而高旷的历史山上向下看，才能模糊看清。
疾风骤雨打湿了时代脸庞，模糊了历史视线。
在它背后，是孙与蒋挥不去的暮霭烟愁，也是连宋吴马的痛难平，如鲠在喉。
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
传统帝国上下层“弱联结”特点、“关系型”的治理结构，在有一个强势中央威权时，还能镇住各方诸侯；而一旦中央力量暗弱疲沓，就必定会引发地方实力派的野心与挑战。
于是，诞生于传统帝国的土壤、从未建立现代组织结构的国民党，它的分裂的阴影，就浸透漫漫长夜，影响至今。
纵观国民党的一生，挑战领袖，二哥三哥们接连离家出走的戏码不断，生生不息。
辛亥革命后，深受礼遇的章太炎，忽然反对三民主义，从同盟会出走，另建共和党。
1925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随后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遁逃。
不久“西山会议派”反对蒋介石，另立中央。
1927年，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个月后，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即发动“清党”政变，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中央。
“宁汉分裂”事件，开启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者可以另立中央。这个噩梦，从此纠缠国民党一生。
1930年，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
1931年，李宗仁、汪精卫等各方反蒋势力成立广州国民政府。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成立共和国。
随着抗战开始，所谓“兄弟阋于墙内，而外御其侮”，总该消停下来吧？
怎么可能。
1940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南京政府。虽然自1927年以来，每次分裂都少不了他这位白面奶油小生的影子，但这次公然跨越做人底线，还是激起共愤，不久被刺杀重伤，四年后死于日本。
抗战都胜利了，是齐心搞建设的时候了吧？
不。继续。
1948年，随着国军战场失利，反蒋势力再次活跃，“桂系”逼蒋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一般人有病都会静养，国民党却很奇怪，一旦病危，必有人从暗中跳出，捣腾一番。
就算江山丢了，也绝不收手。
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先是大搞拆迁，把国民党整得奄奄一息，后又暗中扶植民进党崛起。
1993年，郁慕明竖起反李登辉大旗，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
2000年，被李登辉逼到死角的宋楚瑜，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另创亲民党。
随后，蓝营的连战、宋楚瑜内斗白热化。
9月，阴谋家李登辉被清除出党。
宋氏橙党一度回心转意，搭档连战大选，可是败于“两颗子弹”后，又遭马英九排挤。
此后每逢大选，就算明知必败，老宋也要上阵拉国民党下水。反正大家都别想活了。
2013年再出大事，党主席马英九宣布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政争白热化。
荣誉主席连战随后力挺王金平，公开责备马总统“公报私仇”。
马英九对连战多次恩将仇报，两人素来不和。
2015年，王金平胜诉，又恢复党籍。
2015年10月，国民党忽然撤销洪秀柱“大选”资格，代之以党主席朱立伦。
2016年3月，洪秀柱从头再来，当选第15任国民党主席。
6月，一片“蓝色战袍”的人群中，王金平独自身穿白衬衫，坐在角落冷眼旁观。
呜呼！起至同盟会的红手印，终至王金平的白衬衫，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党对分裂的热爱，能像国民党这样从一而终。
这些纷繁缠绕的黑色纪录片，看似掺杂了许多的是非难分的个人恩怨，实际上都是一个党缺乏现代组织力量的必然结果。
没有现代组织力，号令效力就听天由命，国民党对成员的约束力就非常有限。
个人关系可以成为党内力量主线，实力派可以调动不得，人脉可以反过来制约国民党中央，一言不合，抬腿就走。
堂堂百年大党，只一个松散的弱联合。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今天，洪秀柱的国民党能重整山河吗？
可以说，国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2008年。彼时，历经李登辉重创后的“泛蓝”阵营，重新迎来生机。
带头大哥马英九，帅气清朗，雄姿英发，又懂得清廉自守，可谓集“蓝营”期待于一身，当他率领全岛人民直捣阿扁贪腐政权后，本有可能整合分裂力量，立地新生。
可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大玩笑。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优等生马英九，做学问也许是个好教授。
在亚洲政治从业者中，也许是容颜最帅的。
可惜却没有领袖资质、“总统”能力。
马英九先生自恋胜过爱人，优柔寡断胜过眼光判断，气量狭隘胜过宽容大度，猜忌胜过信任，个人利益考量胜过时代格局。
在民进党的进攻下，马英九步步退让，听风就是雨，试图讨好对方绿营选民，却接连将手中城池一个个送出，直至山河破碎人凋零。
这个话题，有机会再单独展开。
穿过一个个历史的细节，不妨细细思量，如果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办法建立的组织力量，一个花木兰洪秀柱又如何能办到呢？
以连战、宋楚瑜、吴伯雄、马英九雄心壮志，都不能整合的阵营，小辣椒纵有报党之心、钢铁意志，又从哪生出回天之力呢？
这与什么政党的民主轮换无关。
如同宿命一般，从前历史没给国民党以时间，如今也不会再留给它多少光荫岁月了。
隐约可见枫叶飘落，霜染层林，最后一根大象的骨头，被一只老狐狸叼走了。
但愿只是呓语。
凭谁问
这是李不太白写得最辛苦的一篇笔记。
一个月来，翻阅十多本书，每个夜幕与日出，发呆与思索，撰写和修改，只为做到一件事：严肃一点，说话要尊重史实。
要以最诚的心，对得起那个时代，那些人。
国民党的奋斗、牺牲、不团结、分裂、离合、悲歌，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近代创业史，理应放在大历史进程里，安静观量。
它的故事，是三千年农业文明巨大惯性，与近现代工业文明迎面碰撞激起的巨浪。
它是老大帝国道术文化的尾声，是道德治国、概数治国、关系治国的最后一次延伸。
它所有戏剧般的宿命，都是为了迎接新生。
国民党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它身担的时代重任前所未有。
它结束了两千多年循环往复的帝国统治。
它建立了第一个具备现代外观样式的政体。
它结束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
它与人民一道，经受住了世界大战的洗礼。
它的刚烈与苟且，战斗与妥协，隐忍与软弱，成就与苦果，是农业文明进入现代文明所需付出的必然代价，也是代表了勤劳勇敢的伟大中华民族做出的必要牺牲。
我们中华文明自强不息，过去，现在，未来，都永不会向黑暗低头，也必然会在现代文明中焕新巨大能量，诞生全新青春时代。
谨以此文，向伟大的失败者致敬。
但愿国民党大哥，我们同胞，它的成败得失，能对今日各位身负企业、地方领导重任的带头大哥们有所参悟。
万流归宗，一切精神支流， 源自先秦
管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孔子/荀子/墨子都在
公众号: 李不太白，butaibai-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