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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推介·史学札记】长平之战史迹钩沉

华迪威 史林新苗
2024-09-14

为适应刊物改版需要,特此推出“改版栏目范文推介”系列,供各位读者参考。


长平之战史迹钩沉

华迪威

摘  要:长平之战为秦统一奠定基础,因其规模大和影响深远得到了学界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赵国是否应该接受上党、赵括因何原因得以换下廉颇、长平战场投降人数和赵军断粮时间等问题一直未有定论,本文对原始文献进行了重新分析,认为秦赵必有一战,秦军攻打韩国正是为攻打赵国做好地理上的准备,赵国接收上党对于掌握战场形势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赵括是秉承着政治权衡和战略选择双重目的得以换下廉颇,所谓断粮“四十六日”和“四十万人”降秦并不准确。

关 键 词:长平之战  上党  换将  四十六日  四十万人

一、赵受上党再探[1]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王四十四年(BC263)、四十五年白起相继攻占南阳太行道[2]和野王[3],上党郡与韩国中心地带的联系被切断,[4]自此沦为孤城,韩国不得不割让上党以求和于秦,然上党军民不愿归附以苛暴著称的秦国。

新任太守冯亭派遣使者密见赵王,声明上党“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5]由此引发了赵国君臣关于是否接受上党郡的讨论,平阳君赵豹认为这是“无故之利”,是韩人嫁祸赵国,而且如果接受上党,则秦军兵锋必将转为向赵,秦赵必有一战,而秦国“以牛田之水通粮”,所以此时开战秦无疑占据上风。这一点确是真知灼见,秦国从渭水漕粮东入河洛,运粮到前线比赵本土运粮更为便捷快速,且早已占有巴蜀、关中、江汉、河东四大粮食产地,如若秦赵真的开战,赵国国力难以维系。此时的赵国农业并不发达,也不曾像秦那样施行奖励生产的措施,赵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冀州,当地土壤贫瘠,[6]《禹贡》记载冀州土壤为白壤,田为中中,白壤含有盐分,质地疏松;而秦国雍州则被描述为:“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贵。土地本黄,此州黄壤,故其田为上上,而非余州之所及。”[7]从立国之本的农业角度分析,赵国长期作战绝非秦国敌手,秦军之攻伐如同蚕食。而平原君赵胜认为赵国发兵百万还是很难攻下一城,现在有机会坐收七十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8]、“无故得一郡,受之便。”[9]。后人往往因长平之战的惨败而归罪于平原君建议收城,甚至司马迁都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批评平原君“未睹大体”,相信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10]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秦军攻打韩国是为了扫清日后攻打赵国的地理障碍。赵国在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军事力量发展迅速,成为秦国最大对手,也是山东六国的抗秦旗帜,甚至在长平之战十年之前的阏与大败秦军,让秦军损失八万。攻打赵国是秦“远交近攻”战略的体现,也是为了报当年阏与之仇。只有在地理上迫近对手,才便于日后攻伐,范睢见秦王时曾经指出不可“越人之国而攻” [11],而范睢正是在阏与一战后入秦为客卿,这一建议也有明确指向性。而秦、韩地形交错,韩国是秦国东出攻伐的心腹之患,因此想要攻打赵国必须先从攻打韩国开始。[12]

韩国的上党郡地势险要,《释名》曰:“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13],上党号称“天下之脊”,且其北连赵太原郡,如果在此驻防可以将与秦国的战争转移到离国都邯郸较远的上党高地,[14]使国都短时间内不受到秦军直接威胁。而秦国如果率先接收上党,则秦国河东、河西、南阳、上党连为一体,互相策应,会形成西北南三面夹击邯郸的形势,而如果占据上党,秦军定会迅速合围邯郸,由此可见接收上党对韩、赵都是好事,[15]而如果韩、赵日后能够联合抗秦,甚至召集其他各国形成合纵,则赵、韩危机或可得到缓解,此时接收上党确是赵国能够做出的最好选择。后人对平原君的批评此处却显得不够公允,而《韩非子·显学篇》则指出“赵任马服之辨,而有长平之祸。”[16],认为罪责应该归于赵王和赵括,不认为是赵胜接受上党导致的祸患。

赵王随后派遣赵胜前往受地,并封爵赐金于献城有功的冯亭,对于冯亭献城一事,自平阳君赵豹起就不断有人怀疑这是冯亭嫁祸于赵,是企图将赵国拉入与秦战争,形成秦赵对峙局面以减轻韩国压力,并指出冯亭归韩之后并未受到处罚,可见此事可能有韩国庙堂的安排,也有学者认为冯亭此举是暗降秦国的诈降。[17]但《史记·韩世家》记载:“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18],《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记载冯亭是“阴使人请赵王”[19],可见冯亭此举是个人行为,并不是韩国庙堂的安排,而冯亭归国并未受到处罚,因为此举也为韩国争取了更多时间,客观上缓解了韩国之危机,还是达到了与当时献地求和于秦同样的效果。而《史记·赵世家》中“冯亭垂涕不见使者”的表现和“吾不处三不义也”的坦白,及其拒绝封赏和悔恨“不听主令”,也反映了其献城是个人行为,亦是无奈的选择。[20]《汉书·冯奉世传》记载冯亭随后与赵括共同抗秦于长平,最终战死沙场,[21]可与《史记》、《战国策》相对应证明这确是冯亭忠君的体现;至于诈降赵国、实际投降秦国之说则并无依据,冯亭身为上党郡守,此时只需要亲自献城于秦、直接投降即可,何必于此引发一场战争,使赵国实力大为削弱,当然也不必亲赴长平前线直至战死沙场。

二、长平换将再考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王四十七年(BC260),左庶长王龁率军攻赵,赵国派廉颇为将,开战之初赵国屡屡失利:“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壁垒。”[22],面对秦军猛攻,廉颇坚壁以待秦,秦军多次挑战赵军仍然不出,此时赵孝成王又听闻有“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23],于是决定派遣赵括为将换下廉颇,似乎是赵王中了秦国离间计才换下廉颇。

此时秦赵两国已经对峙数月,赵军损失不少,退守壁垒,四十五万人的粮食供应很是困难,[24]而廉颇这一以勇气闻于诸侯的老将却不愿出击,试图消耗秦国,然而这样消耗下去的结果肯定是赵军因粮食不济首先显出疲态。[25]此时廉颇亦有三十多万大军,却不能集中兵力对秦军施以压力,拒绝发动攻击,消耗战只是任由情势向不利于赵的趋势发展,因此赵孝成王和赵国上层只能做出廉颇不敢作战的判断,并打算更换将领,以此贯彻统治者的战略意图。但是选择哪位将领来替代廉颇呢,此时马服君赵奢已经去世,蔺相如多病,田单立足未稳并未得到足够信任,乐毅年老,平原君赵胜要更多负责内政外交,不可轻出,而马服君之子赵括年轻有为,素有贤名,跟随赵奢也有战场履历,因此选择他并非是中了秦离间计,而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出的选择。陈文峰在《长平之战赵国换将的重新考量》一文中认为长平换将是赵国军事抉择的结果,而国内政治派别的斗争推动了换将的发生,[26]关于这一点,沈长云在《赵国史稿》之《赵国衰亡的原因》一节有精妙论述,赵国贵族势力的崛起发生在赵惠文王晚年,因吸取赵武灵王教训,加之赵惠文王为避免李兑专权这种类似事件的发生,对于新任用的文武官员并不真正给予大权,只是临时授命,而将信任和权力更多转移向上层贵族集团,到赵孝成王时期,以平原君赵胜、平阳君赵豹和建信君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已经开始掌握大权。[27]但实际上赵胜等人并无多少治国才能,如平原君在赵孝成王元年有廉颇、赵奢而不知任用,却以割让大片土地代价任用齐国田单为将帅,吕祖谦在《大事记》中评价:“平原君谋国如此,赵之不竟有以哉!”,公孙龙也评价赵胜说:“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也。”[28]。这种贵族政治的重新抬头也让很多赵国官僚失去了更进一步的机会,廉颇之所以在长平不再得到信任也与这种贵族政治的发展趋向有关,而赵括作为赵奢之后,国姓贵族,此时得到信任也并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官僚集团中如蔺相如对赵孝成王劝告不要用赵括的建议更有可能加剧了赵孝成王对赵括的信任,也坚定了赵孝成王继续任用贵族的决心。

三、“四十六日”和“四十万人”:关于长平之战的两处质疑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杀,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29]此处提到赵军多次战败以后,断粮达到四十六日,且遭遇秦军围困,发动突围战后主将身亡,最终四十万人投降白起,被全部坑杀,前后阵亡多达四十五万人。然而这“四十六日”和“四十万人”恐怕并非确数,一支军队连续战败、粮道切断,竟然能够坚持匪夷所思的“四十六日”,甚至在四十六日后还能发动突围战。如果这“四十六日”是确数,那么在赵军断粮之时,秦军为何没有发动攻击?  

此时赵军陷入绝境,但秦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此时“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发动举国之力增援长平之秦军,《吕氏春秋·应言》记载战后情境:“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此处佚失,应与“倦”照应,或为“匮”“乏”)。”[30],《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中昭王自言:“前年国虚民饥”[31],战后白起也说:“秦卒死伤过半,国内空。”[32],可见此时秦国国内也是在勉力支撑前线军务,可是秦军却四十六日不向已经断粮的赵军发动攻势,似不合情理,而赵军在被围困之初不发动突围攻势,却在断粮四十六日乃至自相残杀时才想起置之死地的突围更不符合常理,此时速战速决对于两军都是最好的选择,可是两方都没有这样做甚至等待了更久,笔者认为此处“四十六日”的记载并不令人信服。

王子今先生在《<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中举出了秦史中有关“四十六日”的三处重要记载,分别是:白起在长平围攻赵军主力,“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终于败降;宋义救赵,在即将与秦章邯、王离军决战前,“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向刘邦投降。王子今先生分析得出《史记》“四十六日”的记载应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四十六日”是显示“天道”确定的规律性季候转换的时段,是盛衰转换的过程,也是生死转换的过程,司马迁“四十六日”的记述,似暗示“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追求作为潜意识的某种影响。[33]笔者在查阅史籍中发现“四十六日” 并不仅仅出现在秦史记载中,其实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节气物候问题,《黄帝内经·灵枢经·九宫八风》记载“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34]《淮南子·天文训》有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35]、“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36]、“以夏至日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37]、“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38]、“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39],而长平之战中提及的“四十六日”并非确数,应该与“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毕死。”相契合,象征由生到死的一个过程,赵军全军覆没正如草木由生到死,是将人事与天命相联系的世界观的体现;张大可等人所著《史记学概要》中提到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寻找天道与人道的汇合点,是司马迁对于天人之间神秘的、潜在的因果关系的探索,[40]长平之战中“四十六日”的记载可能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随着赵括战死沙场,赵军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然而仔细考察却会发现一个问题:赵军共计四十五万人,历经长达三年的战争,还被断绝粮道,甚至“皆内阴相杀食”,经历了这一系列损耗竟然还能保有四十万人,在投降武安君之前竟然只损失五万多人,而秦军竟然能“死伤过半”,刘向《新序》记载“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并未提及降卒四十万人之说。而《史记》中只有《白起王翦列传》提到“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41],《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只记“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42],《史记·秦本纪》也只记载“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这两处都是着眼于歼灭赵军总数,对于降卒多少并无涉及,更未提到四十万人一说。《史记·六国年表》记:“白起破括四十五万。”[43],《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记载:“数十万之众遂降秦……赵先后所亡凡四十五万。”[44],可见总死亡人数四十五万人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只有《白起王翦列传》一处提到降卒有四十万,此处有可能是“十四万人”传抄之误,也有可能根本是后人篡乱填补进去的。不过,类似错误在《史记》中不乏先例,如《周本纪》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45],有学者认为纣王兵马达不到七十万人之众,可能是十七万人之误,[46]因此此处四十万人降也有可能是十四万人降的传抄导致的疏漏。总之,以秦、赵军力、国力、战况等各方面比较,赵军并无可能在断粮四十六天后还有能力发动突围战,也并无可能在战后仍然保有四十万人之众,这两处记载应该是不符合实际的。


〔作者华迪威,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世界史班本科生〕

原载于《史林新苗》第27期,第1—7页。  


[1]学界有石泉《秦赵长平之战与邯郸保卫战的历史教益》一文讨论该问题,但论述较浅,载邯郸市历史学会、河北省历史学会编:《赵国历史文化论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5-147页。

[2]刘向集录,姚宏、鲍彪等注:《战国策》卷5《秦策三·范睢至秦》有“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3]裴骃《史记集解》解道:“秦伐野王,是上党归韩之道绝也。”附于《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92页。

[4]《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1792页。

[5]刘向集录,姚宏、鲍彪等注:《战国策》卷18《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第368页。

[6]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8页。

[7]胡谓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8]《战国策》卷18《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第369页。

[9]《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1793页。

[10]《史记》卷76《平原君虞卿列传》,第1825页。

[11]《战国策》卷5《秦策三·范睢至秦》,第108页。

[12]《战国策》卷5《秦策三·范睢至秦》记载范睢所言:“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第109页。

[13]刘熙撰:《释名》卷2《释州国》,擒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影印本,第2页b。

[14]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4页。

[15]至于为何选择归赵,从地理角度也可解释,《汉书·地理志》记载:“上党本韩之别郡,去韩远,去赵近。”(《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77页)

[16]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60页。

[17]参见郝良真、侯廷生:《冯亭献上党与赵国实为诈降辨》,《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

[18]《史记》卷45《韩世家》, 第1473页。

[19]《战国策》卷18《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第368页。

[20]《史记》卷43《赵世家》,第1438页。

[21]《汉书·冯奉世传》:“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徙杜陵。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秦攻上党,绝太行道,韩不能守,冯亭乃入上党城守于赵。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将括距秦,战死于长平。”

[22]《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1793-1794页。

[23]《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1794页。

[24]根据路遇、滕泽之在《中国人口通史》中的考证,赵国总人口当在350万左右,并有兵力七八十万(参见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页)。范睢曾提到“今赵卒死于长平者十七、八,”(《战国策》卷33《《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第721页),但此处没有将赵国防范匈奴的边军十余万包括在内。此处提及的长平四十五万人,包含有廉颇率领的三十五万大军和十万上党守军百姓合其部队(参见廖德清主编:《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北京:金盾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25]桓宽《盐铁论》记载对赵国农业的评价曰:“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参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2页),可知其农业发展水平远远不及秦国。

[26]陈文峰:《长平之战赵国换将的重新考量》,《军事历史》2012年第6期。

[27]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3-196页。

[28]《史记》卷76《平原君虞卿列传》,第1820页。

[29]《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1794页。

[30]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22页。

[31]《战国策》卷33《《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第720页。

[32]《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1796页。

[33]王子今:《<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

[34]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35]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5页。

[36]何宁:《淮南子集释》,第216页。

[37]何宁:《淮南子集释》,第216页。

[38]何宁:《淮南子集释》,第216页。

[39]何宁:《淮南子集释》,第216页。

[40]张大可、凌朝栋、曹强:《史记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1页。

[41]《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1794页。

[42]《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490页。

[43]《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584页。

[44]《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第1877页。

[45]《史记》卷4《周本纪》,第84页。

[46]参见张箭:《战国长平之战赵降卒被秦坑杀数新探》,《齐鲁学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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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排版:李熠和

责任编辑:阮云舒,王昊宇

审核发布:柏悦、张博、郑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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