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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5日，一篇题为 “Altered repertoire of endogenous immunoglobulin gene expression in transgenic mice containing arearranged mu heavy chain gene” 的论文在生物学顶级期刊Cell发表。通讯作者是MIT助理教授Thereza Imanishi-Kari，共同作者有大名鼎鼎的David Baltimore，37岁便获得诺贝尔奖的此君，在美国科学界位高权重，威望极高。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一篇掀起轩然大波的论文，几乎让Baltimore万劫不复。

1986年夏秋之交， Imanishi-Kari在MIT的博士后，Margot O’Toole，发现自己不能重复Cell文章里面的部分实验结果。查阅相关记录后，她发现实验笔记本有17页的数据与论文发表结果不符，因而对该文提出质疑，并向MIT的一位导师报告。随后组成的MIT三人小组经过非正式调查，认为该工作没有问题。

可是，当Imanishi-Kari得知O’Toole向校方打的小报告后，将她从实验室解职。而O’Toole则愤而将指控公之于众，并声称在与自己的会面中，Imanishi-Kari 承认实验记录数据与论文发表数据存在差异。MIT 以及Imanishi-Kari 想要跳槽去的Tufts大学做了进一步调查，没有发现学术不端的证据。

可是争执既然捅了出去，就无法止于MIT或者Tufts了。指控引起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两位自封的学术打假英雄的注意，Ned Feder 和Walter Stewart，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名气很大，非常热衷于调查学术不端的两个人。1989年1月31日，NIH的一个委员会完成了初步调查，也声称没有发现学术不端和伪造数据的证据。

事情似乎应该就此了结，可是半路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 John Dingell加入争端。他一直大张旗鼓反对政府铺张浪费，而科学家在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中造假给了他绝好的靶子。Dingell为此事专门召开了一个国会听证会，Baltimore在听证会上与其针锋相对，宣称科学的事情只能由科学家来判断，不关政客什么事。Dingell彻底被激怒，招来美国联邦特工（US Secret Service， USSS）彻查 Imanishi-Kari 的实验记录和材料。不出意外，他们发现实验日期被篡改，实验材料被伪造。

对于Baltimore来说，没有比这个时机更糟糕的了。1989年10月，他马上将被任命为声誉卓越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可是因为卷入此一丑闻，有三分之一的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反对他的任命。Baltimore不得不访问每一个教授进行解释游说，最后顺利上任。

也因为Dingell 的听证会，NIH的科学道德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grity, OSI）对此事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调查。

1991年3月14日，根据USSS的取证，OSI 断定Imanishi-Kari反复向联邦调查人员提供误导及虚假信息，构成严重的学术不端。这一报告随后被泄露给媒体。Baltimore以及其他4位作者虽然不在指控之列，也不得不在1991年5月17日撤稿Cell论文，并为此道歉。Imanishi-Kari及另外一位作者Reis则拒绝撤稿，坚称自己的清白。

受这一报告的冲击，Baltimore校长也干不下去了，不得不在1991年12月2日宣布从洛克菲勒大学辞职，回MIT教书，距离他新官上任才18个月。

他的名声是不是就这么玩完了？

可是峰回路转，1992年5月，美国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宣布对 Imanishi-Kari的欺诈行为不予起诉，称证据虽然有力，但对于陪审团而言过于复杂，说不清楚。Baltimore借此反击：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证明USSS的取证分析无效。我将向Cell写信，告诉他们这个论文是正确的，没有怀疑的理由。科学界不应该再将这篇文章视作撤稿！

1993年5月，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者宣布他们验证了Cell论文的结果。同年6月，Science报道USSS所分析的许多证物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给其信用度画上一个大问号。

可是，到了1994年12月，OSI合并后改名的ORI公布最终调查报告，断定Imanishi-Kari 伪造了Cell论文的数据，并试图掩盖其欺诈行为。以下照片是Science的专题报道。

世界末日到了吗？ 所幸还有最后一关。Imanishi-Kari对ORI的判决提出上诉，坚称自己及其实验室工作人员都没有篡改实验结果。

这是她最后的一根稻草了。。。

最终的判决在1996年6月21日下达，美国卫生部上诉委员会认定ORI未能证明Imanishi-Kari学术不端：

HHS panel "found that much of what ORI presented was irrelevant, had limited probative value, was internally inconsistent, lacked reliability or foundation, was not credible or not corroborated, or was based on unwarranted assumptions."

The credibility of [Imanishi-Kari’s] testimony before us was bolstered ... when much of the evidence in the record,and in particular some of the document examination evidence, corroborated her statements and directly contradicted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ORI.

这样，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调查，Imanishi-Kari 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调查虽然发现她实验马虎潦草，小错误不断，却没有发现她学术不端。1996年8月1日， Tufts 大学恢复了 Imanishi-Kari 助理教授的身份，她在那里一直待到现在。

1997年5月13日，Baltimore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大学校长，直至2005年10月。

1998年，Daniel Kevles 就此写了一本畅销书， The Baltimore Case：

从这个公案之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

如果从一开始，MIT和Tufts就能够进行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的深入调查，事情会不会闹得这么大，拖得这么久？当谣言漫天的时候，则清者不清，浊者不浊！

一个弱小的博士后，如果没有强大的媒体、舆论乃至公权力的支持，还能够以一己之力，挑战庞大的学术机器和权威吗？ 只有弱小的声音能够得到保护，学术的公信力才能够得以维系！

一个被钉上耻辱柱的助理教授，如果没有体制的自我制衡和修复，check and balance, 还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证清白，百折不挠地挽回自己的声誉，最后终于回到自己的学术岗位吗？

最后，十年争执，孰是孰非？也许一切都只源于一场误会？

我们只希望，误会也好，争执也好，中国的Baltimore Case,不要折腾这么久，闹得这么大，让学术圈重归应有的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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