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邱三篇，“我心澎湃如昨”到“失败与伟大”

编者按：7月29日，澎湃新闻CEO邱兵通过朋友圈宣布已辞职，离开澎湃新闻和东方早报。邱兵做为澎湃的掌舵者，在澎湃上线时先后写出了著名的“邱三篇”，高扬了理想主义，传播自己的价值观。特此回顾。

我心澎湃如昨

文|邱兵

谨以这段文字和这个互联网产品献给我们恋恋不舍的1980年代。

1990年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年份，有时它是80年代的终结，有时它又作为90年代的开始。谁知道呢。我只记得1990年暑假复旦大学6号楼大概就住了我一个人，那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暑假，连空气里都嚼得出别离的味道。

那个夏天非常闷热，电台里每天都放着苏芮的新歌《风就是我的朋友》，可是，一直没有风。我在某一天想，大概这就是我的80年代的收尾画面了。

但是第二天那个叫GB的人出现了，他才是来压轴的。

GB也毕业了，他不是新闻系的，但因为很会写东西分配到家乡的省报。他滞留在宿舍的原因是为了送他那个叫小叶子的女朋友去美国留学。美丽而温柔的小叶子是上海女生，留着林青霞一样好看的头发。

至于同样留着长头发每天哼着崔健的GB，我完全没有看出他是凭什么成为小叶子男朋友的。这家伙什么都没有，特别是钱，包括饭菜票。他每天躺在对门他老乡那张脏兮兮的床上，读着一本叫《北方的河》的书。

GB每天都来顺两根“高乐”烟去抽。有天下午又来偷了两瓶汽水，说小叶子又来了，明天就去美国。

第二天下午GB那张脸肯定是流过很多眼泪的，不过GB说他俩已经约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门口碰头，接头暗号“上帝保佑美国！”“毛主席万岁！”

GB还说，他把两个汽水瓶装上小石头，沉在复旦燕园的水底了，因为里面各放了一张他们写给对方的字条。

“很多年后我们再捞出来看看这个夏天我们写的话，会不会很浪漫？”GB说这话的时候象个白痴一样。

然后我就说了句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的真话：“浪漫个屁，估计明天就被清洁工捞走扔掉了。要我说现在就应该捞出来看看她写了些啥。”

那天晚上GB回来的时候，拎了一堆啤酒，据说小叶子临走塞给他一张百元大钞。“来，喝酒。”我非常无耻地参与了分享小叶子的馈赠。我们一人干了一瓶，这哥们就喝高了，放声大哭起来。我还没有发问，他就掏出了一张纸条。

“GB，亲爱的，再见了，也许，是永远不再见了。因为我们已经离开象牙塔了。我们爱了四年，我无法确定我是爱着你，还是爱着我爱你的这些岁月。可以确定的是，我不爱一无所有。我这些日子觉得，我好需要钱啊，我甚至都不够钱买张去美国的机票。原谅我，没有勇气当面告诉你。但是，GB，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已经离开象牙塔了。”

那个酷热的夏夜，感觉有一千九百九十只知了在我们窗口叫着，巨大的声浪里夹杂着一些无法辨别的诡异的声音，仿佛说一个宁静的年代结束了，那些嘈杂的年代即刻就要来临。

第二天我从宿醉中醒来时，对门那个长发男生已经走了。我的床头放着《北方的河》。

在这本书里，夹着燕园水底的另一张纸条。

 “小叶子，亲爱的，我在你对面写这几行字，我生怕你会偷看一眼，我都会流出泪来。因为，我想，我是不会去美国的。你们都说，理想主义已经被埋葬在80年代了。可是，我去美国除了端盘子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能用我学到的东西，为我的父母，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山山水水做点什么，改变些什么，你和我一定都会感到自豪的。我只拉过你的手，你还是完整的。相信我，你曾经爱过的是一个好人。”

后来，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我们的男女主人公，再后来，后来嘈杂的年代就来了。我们从理想主义来到了消费主义，来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迎来了无数的主义，直到我们彻底没有了主意。暗夜里抬起头的时候，发现星空里写着，“你正位于混沌的互联网时代”。那个夏夜，回忆起来，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而之后的24年，却短得像一个杂乱无章的夜晚。

GB，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酩酊大醉的日子，就是今天，7月22号。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燕园水最深的地方，到底有多深，你跳进水里捞出瓶子的时候，是多么滑稽的一幕。

我只知道，我心澎湃如昨。（完）

月亮与三千元人民币

文|邱兵

将全新版本的澎湃新闻献给老报人SJS先生，祝您健康。

第一次见到总编辑的时候，我只有22岁零3个月，当时他的职务还是《文汇报》副总编辑。那天我穿了一件比军大衣短一点点的老棉袄，猥琐而臃肿。

“怎么穿这么多？”总编辑很魁梧，言谈举止透着威严。

“雪豹皮夹克太贵了，要600多块，我一个月工资才120，省吃俭用每月存30块钱，猴年马月我才能穿少点。”大概第一次谈话总编辑就确定我是个话痨。

当时他露出一丝微笑：“最近还读点什么书不？”

“读《月亮和六便士》。”

“嗯，资产阶级的好书，说的倒是永恒的话题。就像你选的这份职业，不可能让你很富裕，但可能会让你很富有。你选哪个？”

我搓了半天手说，可以都选吗？

这回他笑出了声：“好，祝你好运！别写假新闻。”

在总编辑手下干了十来年。回头一看，还好，没写过假新闻，可能因为写得太少的原因。

唯独有一回，惹了麻烦，报道四川的油菜籽，算是个经济新闻，有点批评的意思，措辞尖锐，据说触怒了高官，总编室的人说，总编辑改了三天检查了，让我去他办公室作检讨。我站在他门口。他问：“字字属实？”我说：“属实。”他说：“你去吧，没你事了。”

我问：“就好了？”他站起来，对我说，有一句话，说人生的，应该也适合新闻工作，大概是，人的心脏有两个心房，一个用来笑，一个用来悲，笑的时候，不要笑得太厉害，以免触动悲的那一半。

新的世纪来了，总编辑60岁了，退休前两天他在整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也在他一个楼层，那天晚上我过去说，您也不找人帮忙理一下？他说不需要不需要，你也别来添乱。我说那我请您抽支中华烟吧，今儿从喜酒桌上顺来的。他吸了一大口说：真的。

我说，单位里人都说您最器重我了，还说我是您干儿子，我咋觉得我也没捞着啥好啊，这根烟就算我第一次向您行贿吧。他斜了我一眼说，干了一辈子，便士算是没挣着，下面有的是时间研究月亮了，也算一种境界不？我说，这回您真富有了。

总编辑退休后基本不来单位了，有同事说偶尔看到他威严地陪着太太去菜场买菜，看到同事还不好意思地把塑料袋放到身后。我听说这事的时候心里很开心很开心，而且莫名其妙想起富有这词儿。

大概是2003年的春节，总编辑退休后我第一次去家里看他。去之前想，空着手去总不好吧，买点啥又不懂。于是在信封里装了3000块钱。那天聊起我要办《东方早报》，定位在高端人群。他想半天说了一个字：难！

走的时候我把信封偷偷放在桌上，一会他又拿着信封追下楼。他问我：“这是干嘛？”我急了：“没干嘛，我自己的钱，您买点年货呗。”他说：“我不需要这个，夜班很累的，自己买点好吃的，或者，买件皮夹克？”

我一直记得退休老报人斜着眼嘲笑我的神情。《东方早报》创刊的第一天，收到他的祝贺短信：“错别字一大堆，你们没有校对吗？”

之后的十年，我每年请他吃一到两顿饭，中秋前、春节前。回忆《文汇报》的时光，听他没完没了地批评《东方早报》。

间或我发现，他的手脚越来越不利索了。其实，是病魔找上了他。

2013年春节前，我去家里看他，震惊地发现，总编辑已经不认识我了。他坐在轮椅上，漠然地面对着我。他太太想了一个办法，举着一份《东方早报》在他面前，问他：你不是每天只要看这份报纸吗？现在想起来他是谁了吗？

总编辑似乎想起什么，又似乎还是没有想起。他含含糊糊的表达，仍然听不明白。直到快离开的时候，他很努力地说了几个字，这一次我听懂了。

他说：“宣传……刻板……要改。”

那个冬日的下午，我在刺骨的寒风里走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多年以前，他把我的一篇报道的其中一大段废话，缩改成八个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然后他告诉我：东隅是日出之地，桑榆是日落之地，你写那么多废话不就是想说落幕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惊喜吗？

对不起，没有惊喜。

我们这些人挣不到惊喜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那轮月亮？连头都不用抬，连看都不用看，它一直就在我们心里。

那次去看总编辑，其实我是想去告诉他，我要做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叫澎湃的新闻产品，只是不用再印在他钟爱的纸上了。我好想再听到他说那个字：难！

今晚，总编辑躺在医院里，情况还算稳定，而我们已经用互联网的速度推出了澎湃新闻的全新版本。为了这个新版本，我的眼睛已经严重老花了。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把这个产品献给他。如果还要加上一句产品介绍，我想告诉他，对于这份事业，我们已经有过那么多的悲，以至于内心里的另一半不断在提醒我，笑着面对。（完）

　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文|邱兵

为阿兰·德波顿新书《新闻的骚动》而写。

1989年春节后，我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差不多应该视作每一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端。

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和车，没有鸟巢、水立方和华尔道夫酒店，但是因为干冷的天气和玻璃瓶的酸奶，这里的冬天比上海更让我们喜欢。

当然我并没有钱住旅馆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老乡的宿舍里，哪一个床空我就睡哪一个床。那个冬天我闻到过来自陕西、河北、广东、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我需要将两根醒宝香烟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每一天去单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长的。我需要从中关村坐332公交车去白石桥，然后坐地铁到东直门，出来后换107坐到海运仓胡同。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永远哼着同样的一首歌，那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马兆骏唱的歌，叫《我要的不多》，它翻来覆去就唱，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世界孤单的，不只我一个。

另一个孤单的身影每天也从北大出来坐332公交车。

他叫老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41岁的脸，宜昌人，他学的经济，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桥车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讲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海子死了你知道吗？”我那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没敢接茬。这家伙继续神秘地说：“从山海关到龙家营的铁轨上，啪，一分为二。”

老肖说：“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关，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想些什么。我素材收集了不少，不出五年，中国第一思想记者就姓肖了。”

再大的牛皮也掩盖不了思想记者老肖比我更没钱。我有时会买两个肉包子吃，但他从来不买，说早晨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请他吃了一个，我觉得他只花了一点五秒就吃完了。

3月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为新闻人老肖的终结。

那个周末老肖来宿舍找我，问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庆县。

老肖的父亲患了重病，过来北京求医，结果几家医院都不收，理由是治无可治。20多年后回想起来，大概是肠癌转移到了肝部。束手无策的老肖从他老乡那里拿到了一个神医的地址，说神医救过不少无药可救的人。

地址就在延庆县。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俩架着行动困难的肖老伯上了往延庆县的长途车。肖老伯其实只有50出头，早年丧妻，一个人拉扯老肖和一个还在上初中的妹妹。疾病让他的身体只剩下70多斤。

神医在一个民宅里坐堂。我们刚刚坐定，一个助理模样的人朝我们伸出一只张开五指的手，老肖傻乎乎地也伸出一只手准备击掌。那人面无表情地说：“50块。”

老肖有20多块，我有30多块。凑完钱神医背对着我们在纸上写了什么，然后折好交给我们说：“去吧。”

我们走到光天化日下打开那张纸，竟然只有两个字：地瓜。

那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在延庆县找了一个农民的房子住下来，一块钱一晚，有热炕。

肖老伯睡下后，我们俩走到屋外来说话。3月底的塞外还很冷，白杨树在黑暗中像巨人俯视着我们。

老肖哆嗦着说：“我早就知道地瓜是好东西，吃了就放屁，通肠胃，防癌。”

我说：“要我说这神医就是个锤子，地瓜要能救命，卫生部长好去吃屎了。”

老肖说：“你咋就不能把人往好里想呢？”

回到屋里时，肖老伯没有睡，他坐在炕上看着我们说：“不要再吵了。我要走了。地瓜是你妈妈小时候的名字，又矮又胖，她在喊我去陪她了。我没有什么要求，让我死在湖北老家的床上。”

肖老伯父子回家的盘缠是我们几个哥们一起凑的。在火车站的时候，老头突然跪在地上说：“下辈子我报答你们。”

之后的日子，我又回到了332-地铁-107的轨迹。中青报的食堂里，每天就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就是白馒头和大锅汤。我这个重庆崽儿经常会想起麻辣火锅和爆炒腰花。但是这里有很多我崇拜的新闻人，张建伟、麦天枢、卢跃刚……我每天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听他们咬着馒头说那些我似懂非懂的宏大叙事，日复一日，痴迷其中。

偶尔忍不住感叹，新闻是多么神奇的职业，那么远的热情，让我淡忘了那么近的忧伤。

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一张50元的汇款单和一封寄自湖北的信件。

信中说：“父亲是在床上过世的，很安详。我承包了长江边的鱼塘，能挣一点钱。我要挣钱照顾妹妹，不能再读书了。当然，也做不成新闻人了。羡慕你，可以面对那么大的世界。老邱，不管你拥有多么大的世界，当个正派人。”

26年后的3月底，出版社让我为阿兰·德波顿的新书《新闻的骚动》写序。诚惶诚恐中，读到书中的一段文字。他说，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方寸前的忧虑和疑惑。

26年里，很多次从长江尾的上海飞往长江头的重庆，忍不住透过飞机舷窗寻找那片长江边的鱼塘，还有那个在塞北和我争吵的身影，还有他的思想记者的梦。每一个清晨，那个人会不会把海贝贴在他的耳边，倾听这个星球和这个国家惊心动魄的声音，让他忘记延庆县绵延的山路，和我们曾经无望的忧伤。

但是极目之中，只有那条悠远的河流，仿佛是岁月的眼泪汇成，清澈着、混沌着、奔腾着、遗忘着、燃烧着、毁灭着，长流不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