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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 | 特稿】 专访策展人塔雷克:我想去触碰当代艺术中被殖民和后殖民主义话语遮蔽的问题

傅适野 红砖美术馆
2024-09-07


“在全球化备受质疑的今天和现代性很受诟病的时代,这个展览展现了东方能够带来的一种新的可能。”



“这个展览是否让你有一种局外人用充满异域风情的眼光审视亚洲的感觉?” 在北京红砖美术馆11月3日开幕的新展“仪礼:兆与易”上,策展人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Tarek Abou El Fetouh)这样反问记者。


塔雷克的担心事出有因。作为一位出生在埃及、七年前首次开始接触中国艺术的策展人,他并非亚洲艺术的局内人,而更多的是怀着新鲜好奇的目光向东看。一方面,他被亚洲的多面性和亚洲艺术的多样性吸引,并且希望将他的欣喜传达给观众;另一方面他又犹豫再三,担心这种向东凝视的目光,化作另一种形式的东方主义,让亚洲艺术沦为外界窥视异域风情的窗口。


《下沉》红砖美术馆展出现场

安尼施·卡普尔

2015


在这两条轨道之间运筹帷幄的塔雷克交出的答卷是“仪礼:兆与易”。此次展览汇聚了十位来自亚洲大陆不同国家和地区艺术家的作品。参展艺术家包括新加坡艺术家何子彦、中国艺术家胡晓媛、印度裔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日本艺术家樫木知子、韩国艺术家朴赞景、中国台湾艺术家刘肇兴、俄罗斯艺术家陶斯·马哈切娃、黎巴嫩艺术家瓦利德·拉德以及泰国艺术家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和柴·斯里斯。艺术家们提供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安尼施·卡普尔的装置作品《下沉》被放置在红砖美术馆入口处的环形下沉台处,黑色的人造漩涡不停转动,伴随着升腾而上的白色泡沫,持续吸引观者的目光,仿佛要将观众拉入泡沫和漩涡的深渊。在另一个展厅中,巨大的屏幕上投影着台湾艺术家刘肇兴的的录像装置作品《廓拉》。在女儿去世之后,刘肇兴从拉萨出发穿越青藏高原,在冈仁波齐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转山之旅。刘肇兴用摄影机记录了这次旅程,作品采用失焦的方式,辅助以充满冥思的音乐,模拟了在高原上因缺氧产生的幻觉。


《廓拉》红砖美术馆展出现场

刘肇兴

2011-12


《迪里拜尔》红砖美术馆展出现场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和柴·斯里斯

2013


泰国独立电影导演和艺术家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则带来了他与柴·斯里斯合作的录像作品《迪里拜尔》,在这个十分钟的作品中,一位城市建筑工人在暖冬的驱使下进入一种类似“睡眠”的状态,他的身体和精神在沙迦的博物馆与劳动营之间来回转移。在这段充满梦境和幻觉的旅途中,他的感官逐渐依附于沙漠中无形的水源,他自己成为了喂养树木、鸟类、机器和建筑的源头的一部分。而新加坡艺术家何子彦首次展出的装置作品《神秘莱特》则在50分钟内,讲述了一个名叫莱特的三重间谍的人生境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莱特曾经以30多个假名活动,斡旋于东南亚各个国家。通过对于这一神秘人物的重构,何子彦探讨了虚构与真实、想象与历史之间的边界问题。


《神秘莱特》红砖美术馆展出现场

何子彦

2018


这些主题、形态各异的作品,反映出亚洲各国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以及它们所携带和所背负的迥异的历史。但在塔雷克看来,亚洲并非一个有意的选择,它并非此次展览需要强调的前景,反而应该被当做展览的背景来理解和审视。塔雷克更加感兴趣的是这些作品如何展示“形变”的不同表达和种种可能。他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汲取灵感,将《庄子》中与形态变化有关的论述作为此次展览的引子,意图通过这些作品说明宇宙万物的形式和本质都处于永恒的变化当中。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对于鬼魂、梦境、幻觉、神灵等元素的关注也颇值得玩味。这些幻觉和“魔法”是否能够构成一种独特的、富于启发性的东方经验?正如参展艺术家之一胡晓媛在开幕式上所言,“在全球化备受质疑的今天和现代性很受诟病的时代,这个展览展现了东方能够带来的一种新的可能。”在展览开幕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策展人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进行了采访。


界面文化:目前在学术界,一提到亚洲,大家似乎要先讨论一下亚洲这个概念本身,或者亚洲性。你这次组织了一个十位亚洲艺术家的群展,在你眼中,亚洲代表着什么?

塔雷克:对于何为亚洲,当然有诸多解释。但对我而言,在这个当下,我是从地理和区域的角度来思考亚洲这个概念的。虽然这些艺术家都来自亚洲,但他们实际上属于亚洲的不同区域,不仅有东亚,还有东南亚,甚至也延伸到了俄罗斯和黎巴嫩的贝鲁特等等。在我看来,事件与事件都是相互交织的,因此我不希望给何为亚洲下一定严苛的定义。我会说这个展览的“亚洲”就是从地理角度出发的,我希望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到一种共同的鉴赏力。我选择的这些艺术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他们都展示了他们所属地区的眼界和视域。


界面文化: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亚洲这个概念是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一种概念生产?而与亚洲相关的讨论也总免不了涉及殖民和后殖民等相关讨论,你会希望把这些讨论带入展览吗?

塔雷克:不会。殖民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几乎遮蔽了当代艺术中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话题经常被讨论,因此我想做的反而是和殖民后殖民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在我的导语中,我谈到希望将这些艺术家放置在历史和当下的思考之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意识到西方的思想,但同时我也希望强调除西方以外的思想。在展览中,韩国艺术家朴赞景的作品体现了这一点。他此次的参展作品叫《小艺术史》,展示的是他自己版本的艺术史,为观众展现了艺术史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不过我需要强调一点,我并不认为这个展览是关于亚洲的。或许在整个团队策展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所有艺术家都是亚洲的。但亚洲的族群性并不是这个展览的重点,因为这当中的艺术家有一些如今并不生活在亚洲。我在展览导言中只是一笔带过讲到这些艺术家都来自亚洲,但我并没有强调亚洲这件事,这并不是这个展览的核心。我只是觉得十分有必要在北京把来自亚洲的优秀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我希望通过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传达他们的那种能量。我能感受到那种能量,希望我的观众们也能感受到。


《小艺术史1-2》红砖美术馆展出现场

朴赞景

2014/2017


界面文化:这种能量,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塔雷克:正如此次展览的标题“仪礼:兆与易”所言,仪式、征兆、变形、直觉、材料的力量和物质性都是这次展览的主题。我把变形和征兆视作最为重要的主题,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主题。仪式对我而言,则负责把不同的作品串联起来。变形的这个观念同时也意味着世上万物并非永恒,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而这种变化也使得展示艺术与幻觉、鬼怪、灵性等元素的关联成为可能。

在西方,艺术与这些元素的关系与在亚洲截然不同,西方有教堂、有宗教等等。这也是为何我认为历史有不同的版本。艺术和未知世界、神秘世界和我们的幻觉的关系。在这个展览中,观众既能看到东南亚的政治史,也能看到卢浮宫的艺术品运输到阿布扎比的过程,其中涉及交换的颜色和质地。我希望将关于交换的部分展现出来,因为我认为形变不单指的是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它也涉及到事物的移动和多个层次与面向。


界面文化:这个展览名字的中文翻译其实和中国哲学很有联系,同时导语中也引用了一段《庄子》的话。

塔雷克:最近为了做这个展览,我阅读了很多和中国哲学相关的书。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庄子》这本书,这让我感到羞愧,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大开眼界醍醐灌顶的阅读体验。由于我在埃及长大,而埃及收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庄子》让我想起古希腊诗人奥威德的《变形记》,他们二者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因此对我而言,接触中国哲学也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


界面文化:选择艺术家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吗?

塔雷克:不会,我先从一个或者两个艺术家开始。我和何子彦关系很好,我也十分关注他最新的这件作品,同时我也关注到胡晓媛的作品,因此我从这两个艺术家开始。之后我又想到阿彼察邦。因此我觉得挑战不在于选择哪些艺术家,而在于如何将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在一个空间中勾连起来,让它们彼此间形成一种对话和联结。在我的展览中,我花了很多功夫在作品的空间布局上,比如哪两件作品应该相互挨着,它们在艺术上审美上观念上有何种关联。在英语中我们将这种手法称为编织。这是一种挑战,但我十分享受这个挑战。


文/傅适野

本文转自界面文化,发表于2018年11月7日


关于策展人

塔雷克·阿布埃尔菲杜(Tarek Abou El Fetouh)从2011年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研究。由其策划的国际性展览包含了众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主要展览包括:2009年沙迦双年展;2013年在贝鲁特艺术中心的“Home Works 6”艺术展,曾被艺术杂志《艺术论坛》评选为2013年十大艺术展之一;2015年策划在华沙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以免两大洋相遇”艺术展;2016年策划在韩国光州和沙迦举办的“时间到了”艺术巡展,2017年策划红砖美术馆爱之囚-邢丹文个展。


正在展出

仪礼·兆与易

2018.11.3 - 20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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