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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谈新书:一个民族要对自己好的东西有记忆,应珍视传统|草地·访谈

白佳丽 新华每日电讯 2020-10-26

一个地方最深刻的、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

一个民族要对自己好的东西有记忆。当一个社会物欲太强的时候,要提醒人们珍视我们祖先代代相传的一些美好传统,不要丢了它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书房,作家的生活方式与别人不一样,一辈子都是在书房中工作,书房就是纯精神的世界,书房中没有锅碗瓢盆,有作家的历史、个性、爱好、精神、记忆,在书房中可以挖出大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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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白佳丽

 

疫情在全球蔓延的这些日子,冯骥才被困在“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书房中,不断创作。采访那天,他笑称“掉进了时光隧道,竟不觉忘记了时间”。

 

这么多年过去,那些消逝的人、消逝的文化都被他一一封存在最新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叁)》中。市井风情、音容笑貌,再回味仍在周遭。


冯骥才 / 作家出版社 / 2020


 

俗世里的那些人:

肚子里这样的人物太多

就顺着笔墨自然而然进入笔底

 


草地:为什么续写《俗世奇人》?

 

冯骥才: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读者、出版社都希望我再继续写。《俗世奇人》的前两卷读者很多,内容也被选入国内外的教材中,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就一直在用《俗世奇人》俄译本。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肚子里这样的人物太多了,而且这一套文本和语言我已经驾轻就熟,所以写起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与其他作家还有些不一样,我在天津生活了70多年,在这里出生、工作,中间换了七八种工作,搬了10次家,所以社会的方方面面,市井风情、百姓的性格、地方的文化特点,以及地方的风俗历史都太熟悉了。百姓的音容笑貌、脾气秉性都在我心里,所以写起来很快乐,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岁数大了,下去考察、调研一年减少到两三次,虽然对文化遗产、古村落还是不放心,但像原来一样出差很长时间、各地跑,体力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在书房的时间多了,写作时间也就多起来了。写起来很快,基本上两个月就写出来了。

 

草地:新的18个人物与过去的人物相比,有什么变与不变?

 

冯骥才:基本没有变。《俗世奇人》就是一篇盯住一个主要人物,然后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以及他的营生都与别人不同,每个故事和人物,身上的绝活都是特殊的,每个故事里的深意也都不同,但写法都是用一种语言。《俗世奇人》有我专门为它定制的笔墨,写《俗世奇人》时这样的笔墨就自然而然进入我的笔底了。

 

草地: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冯骥才:这套笔墨是自然的,也是我有意识的。天津的地方语言我很熟悉,但这种语言是口头语言,不是书本语言。说话是语言,写作是文字,语言不能直接转化为文字,书本语言有书本语言的讲究。语言是线性的,但书本语言要立体反映出环境、人物、气氛、情景等等,这与口头语言是不同的。

 

我的语言有一点不同,就是要有天津特点。我的人物要有天津的集体性格,天津人性格热情、豪爽、幽默,喜欢调侃,甚至戏谑;天津人比较重义气,但是又逞强好胜、好面子;另外天津人还有朴实的一面。我要把这些性格写到小说的人物中,关键就是我的叙述语言要有天津特点。

 

小说中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叙述的语言,还有一种是人物对话的语言。比如鲁迅的语言,在写《闰土》《祥林嫂》时,对话是用当地的语言,但叙述时是用自己的文本语言来写。我有点不同,人物说话的时候,用的都是天津话,比如“嘛”和“赛”,叙述时也会加进一点天津的语言,所以我的叙述中常常有一些幽默、调笑的语言。《俗世奇人》中人物对话的语言有天津味,叙述的语言也有天津劲儿,对话和叙述的语言融为一体,天津特点就浓烈了,就变成了独特的天津地方语境。这本书有那么多人看,和这种独特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关系。


 

草地:选入《俗世奇人》的人物有标准吗?

 

冯骥才:(笑)不是入选的人物,是什么好玩,我觉得非写不可,就写出来了。人物得有几个特别好的细节,有特别打动我的东西,是特别的,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而且能够表现出独特的精神来,有一定的深刻性。

 

比如说《黑头》里的那条狗。天津狗的故事我知道得非常多,但我只写了这条狗,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细节觉得非常好。这个狗的故事,我听别人讲过,特别打动我,连天津的狗都有好面子的性格,不能给人找麻烦,也讲义气,有这样一个细节,这个小说就出来了。

 

草地:“小人物”为什么反而打动您?

 

冯骥才:我喜欢写普通人,这和天津文化有关系。北京是精英文化城市,上海是商业文化城市,天津不一样,是市井文化城市。天津人喜欢身边的能人,老百姓愿意讲身边的能人,也佩服身边的能人,他们是天津人生活中的榜样。这些人有能耐,靠本事吃饭,有很多天津人崇拜的性格。比如马三立,就是草根里出来的人物,很接地气。我写这样的小说,也是因为我在天津生活久了,受这种文化的影响。

 

草地:以后的作品中会不会有俗世中的新人?现代人?

 

冯骥才:天津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城市,有以解放路、五大道为核心的租界地区,还有以老城里、估衣街和天后宫为中心的老城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老城是天津本土文化,租界是外来的文化在天津扎下根来。以前小说写得比较多的是老城文化,《俗世奇人》《神鞭》,包括后来写的《单筒望远镜》,大概写了几百万字,当然《单筒望远镜》已有一部分是涉及租界了。

 

目前我的创作力还很旺盛,艺术和文字的感觉还好,思维也够敏锐,还没有衰老的感觉,所以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写租界的故事,主要是1860年之后的天津,写当代生活。这一部分的天津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可是我知道,毕竟我是在五大道出生、在租界里长大的,所以我想把以后的精力放在这。但不会用《俗世奇人》的方式写,那样的语言只适合写那样的故事。

 

按照年鉴史学派的观点,一个地方的文化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历史阶段表现得特别鲜明,比如上海的上世纪30年代最有味,北京是老舍写《骆驼祥子》的时候最有味,而天津最有特点的就是清末民初、华洋杂处的时候。天津五大道的人是不说天津话的,都用普通话,人的故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将我的人生经历,70多年中社会的各种变迁写下来。

 

草地:这些年,天津人骨子里的劲儿有变化吗?

 

冯骥才:我觉得没有,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如果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地域的性格,那是很难改变的。你可以把房子给拆了,但是性格是很难改变的,比如天津人对市井生活、曲艺杂技很有兴趣,要生活得有滋有味。

 

一个地方最深刻的、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比如俄罗斯是战斗的民族,意大利是激情的民族。


书房里的那些事:

书房是作家的秘密

一切都是随着性子积累下来的

 

草地:您还出版了《书房一世界》,也说“对于作家,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所以在书房中最真实的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

 

冯骥才:我是写完《俗世奇人》之后觉得写作状态特别好,于是就想写一些随笔,因为小说的思维和随笔完全不一样,随笔是写生活中有的东西,小说是写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好多人物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两个写法不一样、意义不一样。


冯骥才 / 作家出版社 / 2020

 

我坐在书房里想,写什么,不如就写写书房吧。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书房,作家的生活方式与别人不一样,一辈子都是在书房中工作,书房就是纯精神的世界,书房中没有锅碗瓢盆,有作家的历史、个性、爱好、精神、记忆,在书房中可以挖出大量的东西。我就在屋子里坐着,那几天就有点“神经质”了,看什么东西都会触动一下,比如姥姥的小花瓶就会让我想起很多相关的事情,包括内在的历史、社会变迁、文化、审美等等,各种想法,于是一口气就写下来了。

 

我觉得书房就是自己精神的空间,也是创作的空间,书房不是给别人看的,是自己的,是随性的,没有任何布置的成分,却有一个人的性情。像天津的老作家孙犁先生,写了《白洋淀纪事》,他的文字就干净透亮,人也很沉静。他的桌上只有一样东西,一个白瓷盆里,放了十几颗不同颜色、图案的雨花石,然后放上特别干净的清水,他说每天都要把石头洗一遍,换一遍清水。他喜欢一尘不染,他的文字也一尘不染,没有一点世俗气。所以我觉得书房是一个作家的秘密,《书房一世界》就是作家把自己的秘密给读者看了。

 

草地:关于这本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冯骥才:写完后我看到书房里有一本冰心送我的书,当时我还年轻,有时会去北京看看冰心。有一次到她家,看到老太太穿着一件特别漂亮的缎子上衣,我说您怎么今天穿得这么好,结果老太太说那天是她的生日。

 

她说:“我生日你来了,我送你一个东西,别人给我印了一张小卡片。”那个卡片正面是金色的“寿”字,反面是冰心的一句话:“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卡片上还有编号。她给了我一张,我拿过来一看是77,当时我才40多岁。我说:“老太太您都90多了,看来我将来要活到77岁。”结果她说,你胡说,然后拿起笔在两个7下面画了两个半圆改成了99。

 

这些小的细节,就是老太太对人的善良,和她的机智、睿智。后来我就后悔,最后一篇应该把这个故事写进去。

 

草地: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冯骥才:我最近在创作,写东西的时候我不读书。写小说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大堆我塑造的人物,这一群人白天晚上跟着你。特别是小说写到一半以后,这些人物都活起来了,不是你想把他写成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而是他想让你把他写成什么样,你就写成什么样。他是有性格的,他要拉着你走,所以我整天就是被他们拉着走,创作的时候就像是掉进时光隧道里了。



草地:您对现代人的阅读前景乐观吗?

 

冯骥才:我很乐观,现代人是幸福的。有的人说现在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但是碎片的阅读就是现在阅读的特点。我们过去没有那么多的信息,现在我们的世界太丰富了,这些信息必须靠碎片告诉你,不可能马上把它们逻辑化、整理起来,接收起来就是大量的碎片,我每天接收的也是。

 

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要把碎片变成主流,还是要读一些费点劲儿的东西。有的书你觉得不错,看下去了就认真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思考。读书是两件事,一是感受,二是思考。读书最重要的是你主观的那一部分,而不仅是“读”而已,用眼睛看,也要用心去感受,用大脑去思考。

 

草地:对于当下的读者,您有什么阅读建议?

 

冯骥才:我觉得一年得读二三十本好书,经典如果看得不多还要补一些课。阅读期主要还是在年轻时候,我当时是按照系统看的,如俄罗斯文学,我就先从普希金开始看,然后一本一本按照文学史看,把所有作品捋一遍。年轻时的学习一定要有系统,要整体地、有条理地学习,这是骨干性的东西,四大名著得看吧,《聊斋》得看吧,唐诗宋词也得会背几百首。

 

关于自己:

一个作家要传达真理

给人生活的力量、信心和勇气

 

草地:您身上有什么特质是一直在的吗?

 

冯骥才:我没有什么变化,一直还是那样,就是现在岁数大了,出去调研变少了,仍然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草地:为什么对将要消逝和已经消逝的东西特别着迷?

 

冯骥才:我们在时代转换期的时候,有些东西不应该消逝,应该传承下来,一个民族要对自己好的东西有记忆。当一个社会物欲太强的时候,要提醒人们珍视我们祖先代代相传的一些美好传统,不要丢了它。

 

比如过年,包括年画、年文化的抢救。除夕放假就是我在两会上的提案,我认为除夕应该放假,中国人过年过的是大年三十,三十不放假怎么能把年准备得特别好。我们千万不能把“年”丢了,所以我还写了一系列文章,比如短信拜年我就很赞成,还有春运特别值得重视。要让老百姓的春运过程完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文化、因为传统,让几亿人迁徙。当然还讲过很多次春晚,上世纪80年代我们很多传统习俗淡化后,春晚是电视人对春节的贡献。我们还建立了年文化基地,出版了大量关于年俗的书籍,都是为了把中国人的春节留住,春节现在是团结四海华人的节日。

 

草地:现在什么事情会激发您的创作欲望?

 

冯骥才:现在我就正在创作中。我觉得真正激发创作的还是积累,大量生活的积累,在一定的时候会升华,让你感到生活的力量,以及生活本质的东西,发现生活的真谛,找到一些重要的东西需要告诉别人。


草地:写作是表达自己重要,还是传递给别人更重要?

 

冯骥才:没有内心的压力也写不出来,一定要把自己感受最强烈地表达出来。但是传递给别人也很重要,一定要考虑作品对别人的影响。一个作家对读者负责是最重要的事情,要传达真理,给人生活的力量、信心和勇气。另外我又是一个画家,还要给读者以美感,不论是风景、人物,还是事物,要有很高的审美品质。

 

草地:您的作品能走出国界,被其他国家读者认同,原因在哪里?

 

冯骥才: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特点,他们有兴趣;还有就是我们共同的东西,比如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会触动他们,有共鸣。

 

关于疫情:

着急使不上劲的感觉

 

草地:关于疫情,您在思考什么?

 

冯骥才:目前我在创作中,所以一天只看3次关于外界的信息,每天早上醒来,我会先看看疫情的状况,包括大的走向、国外的情况,还有专家对于疫情的看法。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病毒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将来以什么形式存在或者消失。还有我很关切医务人员,中国抗疫能够做得好,主要功臣就是医务人员。

 

这次疫情让我也很着急,它和汶川地震不一样,汶川及周边主要是羌族文化基地,地震之后我们立刻开会,怕羌文化丢了,我向国家提出很多方案,包括建立北川博物馆等,并带着专家小组到了北川、汶川等地考察,在西北大学成立了专家工作基地,抢救羌族文化。但是这次到不了前线,加上我年纪大了,他们也不让我出去,所以只能靠手机了解情况,有种着急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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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姜锦铭 | 责编:李牧鸣、刘小草 | 校对:饶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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