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有一种“说书人”的职业。

说书人的工作地点是雪茄厂。那时候雪茄生产都是手工制作，工厂老板就聘请说书人来给女工们讲故事，作为枯燥工作的福利。女工们边搓雪茄，边听说书人一本一本地讲故事。

后来，工业革命来了，雪茄的生产不再是手工方式，而是机器生产，轰隆隆的车间里，再也听不见说书人讲故事了。

我是在一部话剧里知道欧洲曾经有过这样的职业，那部戏有点“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的伤感。

2016年，《新周刊》创刊20周年，约我写篇文章，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

可能，今天的杂志乃至整个纸媒，都有类似的伤感吧。不得不承认，我个人订阅的最后三种杂志《Wired》、《National Geographic》和《Colors》，前年也放弃了续订。

▲《Wired》、《National Geographic》、《Colors》的封面

我并不是说：杂志要完蛋了，你们赶紧向微信公众号投诚吧。我要说的是：世界一直在变，并不只是媒体，并不只是今天。对于一个机构，对于个体，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思考：在变化的同时，什么不变。

不变的是价值，变的只是形式。价值长在人身上，而不是形式上。一个人有了价值，什么变化都可以顺应，什么时代都可以应对。

2002年3月至2003年10月，我曾在《新周刊》做记者。这是他们约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新周之前，我第一次互联网创业失败；新周之后，我开始第二次移动互联网创业。那20个月，是我过去38年人生经历中最窘迫困顿的日子，《新周刊》给了一个失败者容身之地，新周兄弟姐妹对我诸多照顾，我永难忘怀。

但我不想怀旧。

来到这个世界，就像一次深潜，回溯耗费气力和氧，耽搁前程奇幻。大雨中的舞蹈，凌晨街头的痛哭，楼顶上的狂言……这些记忆或许该私藏，或许该深宵无人时取出下酒，或许该展览于他人，又或是破坏。

接受宿命，接受变化，是我这几年心终于安稳的原因：有人生来就是旁观者，对世界提出疑问，在太平盛世发出警告，在危难时日传播希望；有人生来就是流浪汉，从来不会停留于一地；有人盖楼，有人铸钱，有人造自行车，有人写文章……

人的职业选择，无非是被命运安排的一条路，去探寻，去发现，殊途同归。至于生活的谜底，可能就是时间长河里那些终归不变的东西，总有一天，它们会在我们筋疲力尽的一刻，全部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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