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标志着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端，同时也揭开了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序幕。

继马礼逊之后，英、美等国来华传教士也纷纷加入到汉语学习与研究大潮中来。在这次汉语学习高潮中，他们编撰了大量的著作、教材和词典，随着传教活动深入各地，方言的地域差异也引起了传教士们的重视，以官话方言为例，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首次提出了北方官话、南方官话和西部官话的划分；鲍康宁（F.W.BALLER，1852-1922）《英华合璧》（1878）中有很多关于方言的注释；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的《官话类编》（1892）以双行注、三行注的方式展示了当时南北官话以及山东方言的差异。

我们以传教士们对“红薯”和“土豆”的记录为例，梳理了一百多年前这两个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词语的地域分布及在现代方言中的说法。

“土豆”的说法

今托人捎/带来山药豆/地蛋/洋山芋一包，上海大米四包，见字查收。（《官话类编》408页）

按照该书的编排方式，“山药豆”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官话的说法，“地蛋”是山东方言的说法，“洋山芋”是以南京为代表的南方官话的说法。

在弗斯特(ARNOLDFOSTER)的《英华字典》中（AN ENGLISH AND CHINESE POCKETDICTIONARY,IN THE MANDARIN DIALECT.1893第一版），“土豆”记做“荷兰薯、红薯、洋薯”。

两部著作几乎同时出版，但差别非常明显，因此我们推测这跟当时“土豆”说法的地域分布有关。根据查阅方言材料，我们发现，两部书的记录加起来正是“土豆”在汉语方言中分布的全景图。

《汉语方言地图集》中，“山药”分布在山西、河北、内蒙一带，“土豆儿”分布在东北、河北，河南等地，山东、苏北多“地蛋-土豆”，苏南、浙江、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山西、甘肃等地为“芋”类，广东、广西、江西、安徽、福建为“薯”类。“荷兰薯”只见于广东韶关、连南、四会、高要、曲江、梅州、大浦，“洋薯”见于江西靖安。可见，狄考文记录的是官话中的说法，而FOSTER记录的则是南方方言的说法，特别是闽粤语中的说法，虽然书名冠以“MANDAR IN DIALECT”。

据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一书，土豆在济南叫“地蛋、土豆儿”，太原叫“山药蛋”，南宁、梅县叫“马铃薯”，绩溪叫“洋芋头、洋芋”，苏州叫“洋芋艿、洋山薯”，厦门叫“香仔香薯，广州薯仔”，长沙叫“土豆”，南昌叫“洋芋头”。

更值得注意的是艾约瑟《上海方言词汇》（1869），其中土豆记做“山蓣、蓣”，现在上海话叫“洋山芋”。马礼逊（R.Morrison）《华英字典》卷六解释：欧洲土豆是荷兰人购入中国的，因此叫做荷兰薯（参见姚小平《艾约瑟〈上海方言词汇〉略说》，收录在张西平、杨慧玲编《近代西方汉语研究论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但是，荷兰薯的说法限于闽粤一带，这恐怕也跟当时荷兰人活动范围主要在这一带密不可分。

“红薯”的说法

外边有个要饭的，可以给他两块凉白薯/地瓜/山芋。（《官话类编》92页）

按照该书的编排方式，“白薯”是北方官话的说法，“地瓜”是山东方言的说法，“山芋”是南方官话的说法。除此以外，狄考文还对当时的地点方言做了描写：

白薯（北京），地瓜（山东），山芋（南方）（92页）白薯-红薯（北京）地瓜（山东）山芋（南京）萝卜薯（九江kiukiang）薯（汉口hankow）（94页）

除去《官话类编》未记录的成都、重庆，《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记录和一百多年前狄考文的记录完全一致：北京：白薯；济南、蓬莱、潍坊：地瓜；南京：山芋；成都、重庆：红苕；九江：萝卜薯。

据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一书所言，济南、苏州说“地瓜”，太原说“红薯”，南宁、厦门、梅县说“番薯”，南昌说“萝卜薯”，广州说“芋头、番薯”，“番薯”的说法主要分布在闽粤客方言区。这一分布和“土豆”叫“荷兰薯”的范围基本一致。FOSTER没有记录“红薯”的说法，但我们找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据姚小平《艾约瑟〈上海方言词汇〉略说》一文所言，马礼逊《华英字典》提到“红薯”（Sweetpotato）叫做“番薯”。

可见，一百多年来，“土豆”和“红薯”的地域分布和十九世纪几无二致。特别是有些地点方言还完全保留着十九世纪的说法，可见基本词汇的稳定性相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