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国运相赌（下）
原载于：王老（id：realgrandmaster）
四、
一战是堑壕战的高峰。对于由铁丝网、机枪和堑壕组成的防御阵地，各国军队几乎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基本上谁进攻，谁倒霉。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仅英军就伤亡6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战术可言，战争成了胶着战、消耗战。从1914年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西线交战各方丧师数百万，战线却没有多少变化。但是，正如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指出的，到了一战后期，由于飞机、坦克和毒气等用于军事，机动性得以再生，进攻再次成为一种优势的战斗形式。1918年英军发起的康布雷战役已现端倪，1918年8月，英法联军实施亚眠战役，投入坦克670辆，在飞机的配合下，当日突破德军纵深11千米，歼敌2.7万人。大规模坦克部队和飞机出现以后，堑壕战僵局的改变，已经确定无疑了
在一战以后，欧洲各主要军事大国的有识之士均意识到机械化战争的来临。英国有着名的里德尔·哈特、富勒，法国有戴高乐，德国有古德里安，苏联则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苏联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军事思想非常活跃。他们开始发展了大纵深作战理论，即在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大量使用坦克兵、航空兵和空降兵等新兴兵种，实现连续不间断地向纵深突破。1930年代中期，苏军在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利用计划经济的威力，大量生产机械化部队所需要的装备。1932年，红军就组建了首批两个机械化军，比德军组建第一个装甲师要早三年。1935年9 月，苏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基辅军区大演习，参演部队6.5 万人、1000多辆坦克、600 架飞机，演练了机械化部队与步、骑兵协同突破敌防御纵深等课题，并首次实施空降行动。这时的苏军装备坦克已经达到15000辆以上，悄然成为世界第一坦克大国。
后来由于大清洗，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被害，大纵深作战理论没有持续深入地贯彻下去，但是也没有彻底废止。图哈切夫斯基播下的种子，一直深埋在红军将领的心中。1939年苏军的诺门坎战役打得极为漂亮，在反攻过程中，集中使用了498辆坦克，385辆装甲车，在空军数百架飞机的支援下，把骄横的日本关东军打得溃不成军，其指挥官就是朱可夫。到了卫国战争的中后期，随着物质条件的具备和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苏军的大纵深作战终于开花结果。
一个典型的方面军级别的大纵深作战是这样的：首先是炮火准备。炮兵被斯大林称为战争之神，除了师、集团军，为了加强炮兵在主要突击方向的集中使用，苏军还组建了统帅部预备炮兵。截止1943年年底，统帅部预备炮兵就已经有9个炮兵军，26个炮兵师和7个火箭炮兵师，拥有13500门火炮和11200门火箭炮。卫国战争中后期苏军历次重大战役，主要突击方向上的炮兵密度均在每公里正面200门以上，有时达到300门。在战后德军士兵的回忆录中，无不提到苏军炮兵倾泄的死亡之雨，那是一种噩梦般的记忆。苏德战场德军的战场伤亡，有70％是炮击造成的。
炮火准备告一段落以后，苏军的突破就开始了。这通常由经过专门加强的、坦克和步兵混编的合成集团军来完成。苏军在突破方面是极为坚决的，要求在决定性的地段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德军将领梅林津曾经这样描述，俄军“常常在狭窄的正面上实施进攻。防者阵地的前面，很快就会出现黑压压的俄军，他们象是从地里钻出来一样，形如潮涌，势不可挡，…要想击退这种进攻，不光是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因素的作用。只有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才能克服紧扣心弦的恐惧心理；只有意识到本身职责和有自信心的士兵，那些善于掌握自己行动的士兵，才能抵挡得住俄军密集队形进攻的势头”。关于这种突破方式，一个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军官举过一个十分典型的战例。1943年，近卫第2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16军在库尔斯克实施进攻（作者注：番号似有误），9个先头营有一个突破了德军防御阵地。马上，这个营所属团的团长就把他所有的兵力投入到这个正面只有1公里宽的突破口，他的师长随即也将所有的兵力向这里集中，突破口不断扩大。半小时内，军的预备队开始赶过来。3小时内，在这个突破口战斗的有军下辖36个营的27个，1176门火炮的1087门火炮以及所有的坦克。未能突破敌军防御阵地的那几个营长不仅未得到增援，而且他们指挥下的所有兵力兵器也给调用了。方面军司令得知达成突破以后，又派来了一整个集团军，加上一个空军集团军。此时，苏军已如决堤的洪水，无法遏制了。
当突破口达到一定宽度，德军一线防御力量被严重削弱的时候，大纵深作战的主角――快速集群就开始登场了。快速集群通常由近卫坦克集团军担任。苏军在1941年冬季的莫斯科保卫战以及1942年就不断地试验快速集群，后来发现，单单是百来辆坦克还是太薄弱，而且如果步兵、炮兵机动能力差，跟不上坦克的话，快速集群很容易被德军包围歼灭。于是从1943年起，苏联陆续组建了6个全新编制的坦克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通常下辖有2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以及重炮、多管火箭炮、反坦克炮、防空和侦察分队，所有部队全部实现摩托化，能够以相同的速度机动。一个坦克集团军，拥有五六百辆到一千辆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有足够的火力、突击力和保障能力，能够不间断地向敌方纵深突进数百公里，完成对敌人重兵集团的分割包围。据苏军对几十个战役的统计，担任快速集群的坦克集团军前进纵深平均320公里，最高达到800公里；每日进攻平均速度为25-45公里。个别战役高达60-90公里。1945年的华沙—波兹南战役中，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在第5突击集团军打开的突破口发起冲击，15个昼夜中一口气推进700余公里，从维斯瓦河打到奥得河，平均速度每昼夜50公里左右，有时高达90公里。到了在中国东北打日本关东军的时候，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越过大兴安岭的高山密林，竟然创造了一日前进160公里的记录。
这样的打击，需要理论的指导，也需要充裕的物质资源。所幸的是，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被害，但是大纵深作战理论从来没有在苏军中彻底消失。斯大林的大清洗虽然消灭了不少苏军上层的精英，却也为年轻军官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1942年底，苏军的伤亡已经超过1100万人，就在这样高昂的学费中，一批谙熟机械化战争的将领终于成长起来了。战争期间，红军总参谋部设立了战争经验处（后升格为部），对每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研究，经常到作战部队一线搜集材料，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苏军新的野战条令。
1943年，苏联军事工业已经从战争初期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经过艰苦的大迁徙和建设，从乌拉尔到中亚的军工基地体系完整，炉火正红。当年苏联生产坦克24000辆，1944年生产29000辆。而且，英美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到1944年4月为止，苏联从盟国接收了220,817辆卡车，整个战争期间共接收了427,000辆卡车，数量上超过了二战期间德国卡车的总产量，而且质量更好。苏军的通信联络装备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加强了部队作战的协调性。仅美国就提供了95.6万英里电话线，3.5万个无线电台，38万部野战电话。大规模坦克部队的组建和几十万部队的协调一致的战场快速机动从此成为现实。
1943年的苏联红军，已经脱胎换骨，不是吴下阿蒙了。
在战争中后期，德军已经打不出一次像样的闪电战。闪电战对付缺乏战略纵深的小国最为有效，对付苏联这样的大国就不行了。1940年德军进攻法国，战场面积19.38万平方公里，德军平均每51平方公里有一架飞机，每75平方公里一辆坦克，而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时候，战区面积为107.625万平方公里，平均每245平方公里只有一架飞机，每291平方公里一辆坦克。德军1940年在西欧日均推进速度为30公里，以这样的速度，要打到巴巴罗萨计划设定的伏尔加－阿尔汉格尔斯克一线，要连续不断地走一百天，这还不算苏联恶劣的气候、落后的道路给装备带来的严重损耗。古德里安大将在谈到对苏作战的原则时说：“一切在于快！要快的让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快的让敌人没有爬起来的机会，没有从容集结兵力和布防的时间。一旦它爬起来，做好了搏击的准备，你就很难再打倒它了。因而迅速攻克敌方首都，对着敌人的神经中枢戳一刀，敌人的抵抗便会陷入瘫痪。”因此，一旦苏联依靠坚强的抵抗意志和广阔的战略纵深，把战争打成了持久战，闪电战威力顿失。原来不重视防御的红军，对于抵御德军装甲集群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靠着层层的雷场、反坦克壕以及纵深兵力配置和火力配系，挡住了德军最强大的装甲部队的突击。
而且，德军逐渐失去了闪电战的物质条件。战争后期发展起来的虎式坦克，其装甲防护力和火力惊人，但是机动能力不行，跑100公里就得加油，跑1000公里就得送回工厂大修，经常出现机械故障，又容易陷入沼泽之中。豹式各方面都不错，可惜数量太少。闪电战所依赖的进攻型空军情况则更加糟糕。随着英美对德战略轰炸的全面展开，德军不得不把飞机生产的重点放在防空的歼击机上，而不是用于支援地面部队的强击机和轰炸机上。就连有限的歼击机，也主要用于西线和本土防空作战。从1943年3月起，德国作战飞机在西线的损失就开始持续大于在东线的损失。1943年7月初，德国空军共有飞机7080架，仅仅7、8月两个月里就在东线损失了1030架、在地中海损失了1032架、在本土防空中损失了1151架，合计损失3213架，几乎丧失了一半的作战力量。1944年初，东线德军与苏军飞机的对比是3073架飞机对8813架，1944年6月则是2796架对14787架，根本谈不上在东线掌握制空权或者有效支援地面部队。
不仅如此，德军连组织防御也非常困难。德军在防御上基本遵循的是1918年鲁登道夫时期的模式，即由步兵分队实施纵深防御，兵力主要用于预备队而不是配置在一线。当敌人进攻的时候，一线兵力可以适当后撤，然后发动迅猛的反突击击退入侵者。西方研究苏德战争的权威学者Glantz指出，这样的防御要行之有效，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足够的步兵建立防御纵深；二是敌方步兵没有实现摩托化，无法迅速发展进攻；三是德军指挥官要有因地制宜选择防御地点和灵活处理的权力。但是，在战争的中后期，三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由于兵力枯竭，德军一个师的防御正面很宽，无法形成兵力纵深配置，很多地域不得不通过大量布雷来代替。苏军的快速机动能力已经在德军之上，一旦突破，德军根本来不及构筑下一道防御体系。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完全剥夺了德军指挥官灵活防御的权力，而是坚持寸土必争，不得放弃任何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筑垒地域。在战争末期，希特勒甚至下令，士兵可以就地处决命令他们撤离的军官。日耳曼民族打仗一直有委托式指挥的传统，上级只是告诉下级战斗应当达成的目标，至于具体怎么打，由下级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正如十八世纪普鲁士名将塞德里兹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 但是，苏德战争后期，德军的优良传统荡然无存，只能听任苏军包抄、包围和最终歼灭。
于是，从1944年起，我们可以看到苏德战场上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包围战、大歼灭战，只不过这次红军成了主角和胜利者。苏军的大兵团作战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所到之处摧枯拉朽，犁庭扫穴，如入无人之境。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自豪地说：“从1944年起，苏联军事战略依靠国家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在拥有优势兵力、兵器的条件下，进行了多次同时有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方面军、数万门火炮、数千辆坦克、数千门火箭炮和数千架作战飞机参加的进攻战役。如此强大的兵力、兵器使苏军统帅部得以突破敌人的任何防御，实施深远突击，合围巨大的敌人集团，迅速将其分割，并在短暂时间内予以歼灭。”第聂伯河会战，苏军5个方面军，263多万人，从2000多公里战线全面出击，一举推进数百公里。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苏军调集4个方面军140万人，坦克和自行火炮5200辆，在5000架飞机的支援下，突进550－600公里，全歼德军17个师又3个旅，使其50个师损失过半，基本粉碎了德军最重要的重兵集团――中央集团军群。柏林战役，苏军投入3个方面军，250万人，近万辆坦克，4个近卫坦克集团军登场，一周歼灭德军100万。
在二战达到高峰的大规模机械化集群作战，德国人开启大幕，最终则由红军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五、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三天，苏联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发表了诗作——《神圣的战争》。第四天，苏军红旗歌舞团的亚历山大罗夫为此诗谱曲。第五天，红旗歌舞团在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演唱这首歌，为奔赴前线的红军战士壮行。
当时，车站内外群情激奋：
起来，巨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
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
……
贡献出一切力量和全部精神，保卫亲爱的祖国，伟大的联盟！
让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这个国家对于战争从来就不陌生。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大陆深处崛起的年轻民族，从诞生伊始，就与周围最强大的国家交战，百折不挠，愈挫愈奋。为了取得通往欧洲的窗户，俄罗斯与北欧霸主瑞典从1700年打到1721年，终于在波罗的海站稳了脚跟。为了取得南方的出海口，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1686年打到1878年。
1812年，全盛时期的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丧师失地，连莫斯科也被占领，但随即在冬季的风雪中歼灭了拿破仑的主力。如果说，在苏德战争开始阶段，不少苏联人对于苏维埃政权还心存反感甚至恶意的话，那么，随着战争的延续，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人民与祖国、与这片辽阔的大地最朴素、最深沉的联系被唤醒了。战争开始后，长期被压制的东正教堂重新开放，在全国3万所教堂里，牧首和信徒们共同为红军的胜利祈祷。
据说，在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曾经托梦给库图佐夫的喀山圣母，再次托梦给全俄大牧首，俄罗斯的严寒将再次降临，带给德国人拿破仑一样的命运。流亡国外的沙俄皇室成员，纷纷宣布拥护苏联。国内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死敌邓尼金，也向苏联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
这是一个从来就崇尚英雄、勇气和牺牲的民族。在寒冷的北国，在强敌环伺之下，没有这样的精神，根本无法生存下来。在卫国战争中，苏军的勇气和英雄主义气概再次激发出来，一万一千名苏联英雄的英名缀满史册，一系列气壮山河的壮举则让全世界为之动容。
1941年8月24日，亚历山大·潘克拉托夫舍身堵住了德军碉堡的枪眼。1941年全年这样做的有5个人，1942年有31人。1943年2月23日，红军在大卢基发起进攻。从劳改营释放出来加入红军的列兵马特洛索夫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德军最后一个火力点，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成为最着名的以身堵枪眼的英雄。之后，红军中又有173人“重复了马特洛索夫的功绩”。整个卫国战争期间，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有276名。
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紧急关头，斯大林毅然在红场照常举行阅兵。那天天下大雪，德军兵临城下。苏军荷枪实弹，从阅兵场直接开赴前线。斯大林慷慨激越的演讲响在他们的耳际：“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1941年12月27日，苏联着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古比雪夫完成了第七交响曲，题献给被围困中的列宁格勒。1942年8月9日，苏联决定在列宁格勒公演第七交响曲。当时这座城市已经被德军围困一年，平民每天能得到的唯一的食物，是125克掺锯末的黑面包。为了组成一个完整的乐队，奄奄一息的音乐家们或者从昏黑的公寓被抬出来，或者从炮火连天的前线赶回来。为了赢得安静的演奏时间，苏军在演出前对德军进行了猛烈的炮击。随即人民走出掩体，走上大街，聆听广播转播的音乐。演出结束后，乐队全体虚脱，不少人晕倒在地，但是演出极大地激发了列宁格勒人民的斗志。在880天的围困战中，列宁格勒人饿死64万，甚至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却始终没有投降。
苏联是非常重视军人荣誉的国家。即使在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苏联也没有忘记对英雄们进行奖励。苏军的勋章种类之多，制作之精美是世界罕见的。卫国战争中向个人授勋超过3500万人次，向部队授勋10900多次。列宁勋章，是苏联的最高勋章，白金质地，战争中共授予8800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黄金质地，共授予11603枚。1943年11月设立的胜利勋章，红色五角星用红宝石打磨而成，五角星的光芒是用镶嵌着钻石的白金制成，勋章中部的圆盘用白银制成，中间的图案和文字则是用镶嵌着钻石的黄金制成，钻石数量从174颗到180颗不等，庄重华贵，举世无匹。苏军对于勋章的保管和授予极为认真。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第64集团军人事主任丢失了一个装有40枚红旗勋章的箱子，苏军就像丢失了重要作战计划那样，马上大举追查。箱子最后找到，只有1枚勋章不见了，人事主任随即被送到了惩戒营。
在苏军中，军旗是神圣的。部队成立的时候，由最高苏维埃授予军旗，一般叫做战旗，以后该部队获得的全部勋章均应挂在战旗之上，如果在战斗中丢失，部队主官要被送上军事法庭。24师是苏军老部队，因为在国内战争中表现出色，获得授予萨马拉－乌里扬诺夫斯克铁军师的称号。卫国战争期间，该师突围的时候将军旗丢失，师长、政委被处决或者流放，部队番号撤销。1944年，红军又打回了原来突围的地方，当地的农民告诉他们，有一个红军军官牺牲的时候紧紧抱住一面军旗。红军找到了烈士的遗体，一看军旗，正好是24师的军旗。于是，军旗被送到后方修复，24师重新组建，从此战功卓着，一直打到了柏林，但是始终无缘“近卫军”称号，原因就是他们曾经丢失过军旗。
1941年9月18日，苏军在叶利尼亚战役中击溃了德军，取得了卫国战争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第308号命令，把战功卓着的4个步兵师改称近卫师，1690年彼得大帝创立的近卫军重新回到俄罗斯大地上。近卫军官兵均佩戴“近卫军”胸章，拥有最好的武器，最高的薪金，从事最艰巨的战斗任务。苏军规定，近卫军的军官领取一倍半的薪金，士兵则是两倍。为了维护近卫军的威信，苏军明确规定，近卫军不能用来打杂，在进攻时必须用于完成最重要的任务，防御时则用于反突击。
1943年1月，苏军决定换发新军服，指挥员原来的大红领章被象征俄国军官传统的大肩章所取代，原来代表工农的朴素军服焕然一新。在这紧张的战争时期，为了让军官穿上真正象样的军服，苏联专门向英国定购了礼服肩章用的金穗。
1943年8月5日，为庆祝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的解放，斯大林决定按照俄罗斯古时候的传统，在莫斯科以124门火炮齐鸣12响，同时燃放礼花。从此以后，红军每当取得一次重要胜利，隆隆的礼炮声就在莫斯科响起。18天之后，红军攻克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经在苏军和德军之间数度易手，为此，礼炮改为224门火炮齐鸣20响。在鸣放礼炮前，苏联所有的广播电台转播最高统帅部的嘉奖令，嘉奖立功的部队番号和指挥员。有一次，嘉奖令播出时提到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却漏掉了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名字，斯大林立即下令重新广播。随着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莫斯科的礼炮越来越频密，规模也越来越大。1945年5月9日庆祝战胜德国时，莫斯科1000门火炮齐鸣30响。
重奖的反面是重罚，苏联对投敌、动摇的人毫不留情。开战仅仅一个月，苏军基辅会战失利，最大的一个重兵集团被围歼，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西方面军通信主任格里高利耶夫少将，第四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少将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签发大本营第270号命令：“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和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其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宁愿屈膝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红军战士的家属，应剥夺其享受的国家补贴和救济。”
严格的战场纪律在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得到了最坚决的贯彻。1942年夏，德军猛扑高加索油田，苏联巨大的战争机器有因为缺乏燃料而停止转动的危险。渡过伏尔加河参加斯大林格勒巷战的苏军官兵，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在这紧要关头，斯大林签署了着名的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要求在各集团军建立3-5个阻截队，放在不坚定的部队后面，把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就地枪毙。1942年9月，在斯大林格勒外围战中，德军霍斯的装甲集团军所向披靡，苏军节节后退。一个步兵师因为逃亡人员过多，师长下令全师列队，在训话之后，他举起手枪，走向前排，挨个数数，每数到十，就把士兵当场枪决，直到把弹匣中的子弹全部打光。对古罗马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着名的十一抽杀律，一种专门针对临阵脱逃的部队的刑罚。俄罗斯对此并不陌生，沙皇军队中就盛行此法。1918年，为了提高刚组建的红军的战斗力，托洛茨基也动用过十一抽杀律。
根据Antony Beevor的记载，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内务部队总共处决了13500名军官和士兵。二战期间，仅从档案记载的数据统计，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官兵有15.7万人。
在以国运相赌的残酷战争中，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前提下，生命只是低值易耗品。对此，苏联的选择是简单而毫不犹豫的。1941年9月，德军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把苏联的老弱妇孺赶在前面，防守部队一时不知所措。斯大林得知后，立即下令不要心慈手软，要狠狠打击敌人及其帮凶。当年11月17日，斯大林发布0428号训令，指示苏军组建特遣部队，穿上德军军服，在敌后焚烧和毁灭居民点，以激起苏联平民对于德军的仇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为了躲避红军的狙击手，德军常常诱使苏联的小男孩与小女孩帮他们去伏尔加河边取水。红军发现以后，对这些孩子毫不留情地予以射杀。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这么一件事。战后他见到朱可夫元帅，谈到盟军对如何通过德军的雷场深感头疼。朱可夫告诉他，地雷有两种，一种是防步兵的，一种是防坦克的。当苏军面临雷场的时候，步兵直接发起攻击，就像通过无雷区一样。步兵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触雷造成的损失，不会比通过德军重兵防守的无雷区大。只要步兵在雷场那边建立了桥头堡，工兵就可以从容地扫除其他地雷，为装甲部队的跟进扫清障碍。艾森豪威尔感叹，这种做法确实有效，但是盟军是万万学不来的。
为了防止内部的叛乱，苏联甚至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流放。从1941年至1944年，伏尔加流域日耳曼族、车臣族、印古什族、克里米亚鞑靼族等10个民族被迫从它们的传统居地全部迁移到遥远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原来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建制被撤销。连同被部分强行迁移的少数民族在内，总共达500余万。
六、
与苏军相比，二战时期的德军不仅在战斗技能上高出一筹，而且其战斗意志也绝对不在苏军之下。两个民族均表现出了高度的战斗意志，也只有这样的民族之间，才能打出一场总体战。
现代的德国是由普鲁士主导下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在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普鲁士的印记。而普鲁士是一个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在强敌的环伺中崛起的国家，以军事立国，按照法国米拉波伯爵的说法，这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纪律、秩序、忠诚、服从，是普鲁士引以为豪的美德，并逐渐成为德国人的民族特性。希特勒还强化了德军的纪律，实行残酷无情的军法。一战中德军只处决了48人，二战时期处决的官兵则在15000人以上。苏德战争期间，双方军队都出现了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但是德国国防军的暴行主要是执行命令，而红军的暴行则多是自发的，是军纪败坏的结果。
在莫斯科战役中，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前有强敌，后无援军，所有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都被冻住，官兵们依然冒着零下52度的严寒，徒步发起进攻。当苏联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大反攻的时候，德军部队就地转入防御，在风雪中苦苦支撑，没有重演拿破仑大军一溃千里的惨剧。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被包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10万残军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片面包，15个人分食1公斤土豆，每人每天只能领取30发子弹。即使这样，饥寒交迫的德军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希特勒抵抗的命令，给进攻的苏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曼斯坦因元帅曾经谈到，“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军几乎与全世界作战，四面楚歌，稍有理智的人都认识到战败已成定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的士气还是没有出现整体性崩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德军可以被歼灭，可以投降，但是很少出现溃不成军的情况。
二战时期，德军中的官兵关系非常好，极为注重集体主义精神。纳粹上台以后，国防军传统的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不那么严格了，军官和士兵更趋平等。而且，德军向来把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士兵编在一个部队，强化了士兵的归属感。蒋纬国二战爆发前在德国国防军受训，他发现德军的入伍训练“都是以班为单位完成的，让士兵从一开始就有集体概念，培养自己是集体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讲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比方说，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多。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则在《柏林日记》中谈道，二战时期的德国国防军与一战时期相比，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那种巨大的鸿沟消失了，“他们好像就是置身在一个大家庭之中。甚至连敬礼都有了新的含义：普通士兵之间也经常相互敬礼，这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同志之间的问候，而不是对于更高级别的军衔的一种认同。在咖啡厅、餐厅、餐车以及在卸下了责任的业余时间里，军官和普通士兵们可以围坐在桌子旁自由地交谈，而这种交谈是一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这样的情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一个后起的单一民族国家，德国的民族凝聚力超过苏联。在苏德战争中，苏军曾经出现大量叛军。曾任集团军司令、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弗拉索夫是最有名的一个，他投降后曾经组织了10万俄罗斯解放军。此外，德军中有一些师级、团级的俄罗斯志愿军，甚至还有80多名驾机叛逃的苏联飞行员组成了一个由原苏联空军上校维克托·马尔采夫指挥的战斗群。如果再加上为德军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苏联公民在德军中的人数将近百万，死亡超过20万。但是德军则没有出现为苏军作战的情况，只有不到一万的德军战俘为苏军提供战场宣传服务。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败将塞德里茨曾经想过组织一支为苏军打战的德军部队，没有成功，他战后回国，所有的熟人和朋友都拒绝与他往来。至今普通的德国人还是认为，在本国反纳粹的是英雄，但是加入敌对阵营则是祖国的叛徒，是不可原谅的。
如果我们追溯到德国人的深层心理，就会发现，在这个民族严谨、刻板和高度服从的表面下面，是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心灵。这可以从北欧神话、日耳曼人祖先的神话找到端倪。着名的纳粹“卍”字标志和党卫队的SS闪电标志均来源于北欧神话。在所有人类先祖的神话中，北欧神话是最为庄严、沉重、壮烈和狂暴的。那里没有爱琴海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而是茫茫暗夜中冰与火的世界。那里没有神与人欢乐的聚会和幸福的爱情，而始终是战斗与毁灭。那里的众神不是永生的、幸福的，而是最终要在与魔界的搏斗中玉石俱焚。但是，即使清醒地意识到最终的结局，也要与优势的敌人做绝望的战斗，在杀戮和毁灭中、在意志的张扬中感受到极度的快乐。在这样的神话中成长起来的日耳曼民族，一直有着刚健、阴暗、狂暴的气质。
在上古时期，日耳曼人一直在迁徙、战斗，一个又一个部落在罗马军团的刀剑下全体覆灭。在中世纪，北欧的海盗让整个欧洲不得安宁。到了现代，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但是那种来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次的气质始终没有消失。
德国的启蒙运动被称为狂飙突进：“让我们发狂大闹，使感情冲动，好象狂风中屋顶上的风标。”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就很典型：“他野心勃勃，老是驰骛远方，也一半明白到自己的狂妄；他要索取天上最美丽的星辰，又要求地上极端的放浪，不管是在人间或天上，总不能满足他深深激动的心肠。”与此一脉相承的，有浪漫主义哲学，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还有纳粹最喜欢的瓦格纳歌剧。尼采说过，“喜欢激情的格律，也喜欢激情的牺牲的人”都会随着瓦格纳的音乐“登上感觉的顶端”，并“在英雄的每一步剧烈的脚步声中听到死亡的低沉回声”。德国广播宣布希特勒死亡的消息之前，首先播送的就是瓦格纳的歌剧《众神的黄昏》。
因此，德国的军歌虽然铿锵激昂、威武雄壮，却总有挥之不去的阴郁。着名的《装甲兵之歌》唱道：“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劫难逃，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又如《伞兵之歌》：“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在遥远的东方有黑色的云彩，来，不要失魂落魄，来！”再如二战德军专与英美轰炸机群作战的突击飞行员，其祝酒歌唱道：“热爱生活，亲吻爱人，奉献我们突击飞行员的热心。当死神向我们致意的时候，没有一丝恐惧，这是突击飞行员的命运。”
与德国的军歌相比，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有一种健康、明朗、积极向上的格调。《神圣的战争》庄严、雄壮，《莫斯科保卫者之歌》昂扬、豪迈，《喀秋莎》清新、明快，《海港之夜》悠扬，《小路》深情。这些从内心深处、从辽阔的大地、从充满光明和希望的生活中流淌出来的歌声，具有永恒的魅力。
1969年，在苏联二战老兵的传统见面会上，一首献给阵亡将士的安魂曲《鹤群》首次演出。歌词唱道：
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些军人，
没有归来，从流血的战场，
他们并不是埋在我们的大地，
他们已变成白鹤飞翔。
疲倦的鹤群飞呀飞在天上，
飞翔在黄昏，暮霭苍茫，
在那队列中有个小小空档，
也许是为我留的地方。
也总有一天我将随着鹤群，
也飞翔在这黄昏时光。
我在云端像鹤群一样长鸣，
呼唤你们，那往事不能忘。
一曲终了，全场长时间寂静无声。在场的有柏林战役的指挥者科涅夫元帅，此时他已经泪流满面。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苏德战争是总体战，是持久战，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在这样强强相抗、长期艰苦的战争中，谁能够认真严肃、全力以赴，谁的动员体制更有效，谁的国民意志更坚强，谁的文化底蕴更深厚，谁就能够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胜利，当之无愧。
苏德战争对战后的苏联影响深远。一方面，战争空前地振奋了苏联的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苏联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它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它的核武库能够把世界毁灭五十次，它的远洋舰队威震四海，它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得到了世界的尊重，并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它组织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同盟，足以与苦心经营三百年的资本主义体系分庭抗礼。另一方面，战争又进一步强化了苏联的国家体制、经济结构和军事战略。苏联认认真真地准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打赢了。战后，他们又认认真真地准备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准备到民穷财尽，帝国解体。
为了打赢这场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战争，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直到今天，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还是俄罗斯乃至独联体国家最为庄重神圣的节日。每年的5月9日，俄罗斯都要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印有镰刀斧头的旗帜以及各方面军的战旗再次通过红场。国家领导人向红场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并向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们致意。而普通百姓则来到遍布全国的烈士墓、战争纪念碑和长明火下，献上五月的鲜花，缅怀先辈的功绩。这场史诗般的战争留给他们的，是无尽的哀思，无比的骄傲，和无上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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