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

《在西南局、西南军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建设一支永不变质、永葆青春的先锋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主政西南。1950年7月1日，在西南局、西南军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在西南局、西南军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讲话，阐明了党的性质、宗旨，分析了西南解放初期的形势，并对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等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提出了对党员的严格要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南，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复杂，这对于长期从事军队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曾指出，“西南解放了，但真正艰苦的斗争还在后头。”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转变角色、建设新中国，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要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力图通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12日，邓小平为西南局、西南军区党委会起草的《关于干部整风的指示》指出，开展整风运动，是异常迫切和需要的。
　　
　　基于对西南执政环境的正确分析，邓小平敏锐地抓住重点，提出了改造“九十万”、发动“六千万”、提高“六十万”的任务。

• 改造“九十万”，就是要改造九十万西南战役中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

• 发动“六千万”，就是组织发动西南七千多万人民群众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

• 提高“六十万”，就是要提高西南地区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由战斗队迅速变为工作队，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每一个共产党员去执行、落实，“九十万”“六千万”的任务都依靠于这六十万人为主去完成，但在部分党员身上，还存在着与当时紧迫的工作任务不相符合的问题。
　　
　　当时西南地区党员、干部数量不足，在胜利面前，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贪图享乐、骄傲自满的错误思想，在生活上要求优待，常常为生活待遇问题争吵，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内也有另外一种党员，他们入党的动机是不纯的”，因此，“我们应该有所警惕”。针对绝大多数同志的情况，邓小平提出，“我们都是一些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当前带有普遍性的缺点，就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
　　
　　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特别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在多次讲话中都对此提出了恳切的批评。他说：“在我们队伍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是少的”，“而所谓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则是严重的”，“我们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官僚主义，即使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正因为它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就必然要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损失，并使下面工作的同志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邓小平仔细分析了命令主义产生的原因，着重指出，“不管根源如何，其结果总是一样的，就是必然大大地脱离群众，损害党的信誉，违反党的政策和人民政府的法令，完成不了工作任务”，甚而影响政权的巩固。
　　
　　在党内开展整风教育，是增强党内团结，纠正党员错误思想的一条重要经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结合整风，不仅对西南地区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行了分析，而且指出了克服党内不良倾向的方法和步骤，对广大党员干部给予鼓励。
　　
　　有多大担当，才能有多大的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就会在人民群众心中创造出什么样的党和政府。早在进军西南的准备阶段，邓小平就对进军西南的部队敲响了警钟：我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要检查自己合不合乎一个共产党员忠诚老实的标准。如果不合乎，就要痛切反省、赶快改造。部队前进到湖南常德时，邓小平再次严肃指出，进城后一定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绝不可居功自傲，认为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只能自己来坐，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邓小平指出了克服党内不良倾向的方法和步骤：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掌握理论，指导实践，同时“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紧紧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分子”，以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在邓小平讲话后，西南局结合整风、整党，通过进行思想教育和基层组织的整顿，清除了混进党内的一些坏人，及时地纠正了党内不良倾向，巩固了广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西南地区党的面目焕然一新。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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