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一·二八” ｜91年前的今天上海遭受了大规模轰炸！
91年前春节前夕（1932年2月5日是除夕），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外滩独特欧式建筑高低错落，繁华的街道边停满了小汽车，百货商店漂亮时髦，生意兴隆。沿江码头、栈桥规模壮观，烟波浩渺的江面上，大小船只来往穿梭，人们正在忙碌着置办年货，准备过一个祥和安宁的春节。
可侵略者觊觎下，何谈安宁？
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向闸北进攻，第一队由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向天通庵车站袭击，第二队由虬江路向宝山路攻击，第三队由北四川路向宝兴路突进。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上海满目疮痍。）
1932年1月31日，《大公报》在报道上海战事时提到一个细节：从闸北逃难避入公共租界的中国老百姓夜不能寐，他们长久地站着，面战火冲天的方向，远远地看着原本好好的家化作灰烬。
蓄谋已久，何谈安宁？失去平安，何谈春节？
据统计，轰炸事件造成中国金钱损失约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当时的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到轰炸。
“炮火所至，庐舍为越，哀我孑遗，尸积关外，血满黄浦，身犯何辜，遭此剪屠？” 这是1932年民国《飞报》第149期记载的上海作为东方大城首次遭遇日本空袭的真实场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掠走东北航空处的飞机，改涂日旗，轰炸了北宁铁路的难民专列、临时政府所在地的锦州和顽强抵抗的马占山部及义勇军部队。而在上海，日本海军将在中国北方的轰炸扩大化。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日军第一次武力侵略上海。次日清晨4点钟，上海的天空还在细雨迷濛之中，“即闻轧轧之声”。从日本海军船舰上起飞的飞机，翱翔于闸北南市天空。虽然上海人对飞机这个摩登的事物并不陌生，但是轰炸却是首遭。这日的大轰炸，以军事据点、文化机关以及交通设施为主，如对上海北站的反复轰炸，屡未得手而屡次轰炸。
上海站是“来往首都（南京）上海与杭州间的必须要道”。上午8时，日机两弹落在车务处的办公室之外，“幸未炸”，而车场道内同时落3弹，“未有巨创”。日机首次轰炸，并未炸得北站如何，于是上午9时，敌机又飞临北站上空，朝北面机车房顶投弹，此房“当场炸毁倒塌，惟因该屋全系铁料瓦料建成，致未成灾”。
防守在此的中国军队还击甚烈，致使日机未得连续投弹。
日军对北站有相当的“执念”，所以到了下午1时左右，敌机三度投弹。这次，北站的货栈“着弹后爆烈”，即时“延烧至各货栈内，货物因受战事影响，均未及运出，今天则全付一炬，损失当在百万元以上”。
我守军用高射炮猛烈还击，敌一机因此坠于吴淞路车站附近。日本飞机这般不依不饶，还因北站存有中国军队的军需用品。下午2时30分左右，车站管理局屋顶又被炸，此时火势向下蔓延，“渐及下方车务处办公室时，车场内所停铁甲车二列，竟亦被炸，轰然一声，车内军火，遂因而爆烈，以致车站楼，因受震不支而倒塌，火势自下午二时半起至十时，尚未熄来，北站悉成焦土矣”。
上海“一·二八”大轰炸中，日军集中轰炸闸北车站的同时，还对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进行破坏。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私营印刷出版企业，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至1926年股本已达500万元，分馆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出版书籍则以满足教育界需求为宗，初为印刷，后重编译，兼营制造。在日军轰炸的1932年，其已具备编辑、翻译、印刷、发行、研究和制造等6部门。与其对面之临的东方图书馆，从商务馆的编译所资料室发展而一跃成为彼时上海最大的民营公共图书馆，“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时为国内之最，更享有‘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的美誉”。
轰炸比肩租界以华界典范闻名于世的闸北，是日军的固定计划，轰炸其中的文化机关，则更见其手段毒辣。
1932年1月29日上午11点钟，在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总厂着弹，“（日本）炸弹适落天井内，当即爆烈，随即发火；而当时厂内各工人，早已走避，救火车因战事，无从施救，只得任其延烧……一时火光冲天，照及全市；尤以纸类堆积，延烧更易，片刻间编辑部即遭波及，所装备之各种印刷机器，全部烧坏，焚余纸灰，飞达数里以外，即本馆左右，均有拾得，可见当时火烈之一斑”。
熊熊烈火亦未放过与商务印书馆相邻的东方图书馆，这里上万册的善本于此化为灰烬。“火焰冲过马路，（东方图书馆）全部被毁”。旁厢还有商务馆的编辑室，至下午3时，已经全部倒塌。大火至下午5时尤未全熄，而此馆是我国唯一文化机关总厂，占地80余亩，“今天亦因国难而牺牲矣，惜哉，惜哉！”大火致使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约1000万银元以上，商务馆也即于当天宣布停产。
上海“一·二八”大轰炸，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除军事区、文化机关、交通要道外，还凭借“杜黑主义”（时人语）对无辜平民进行轰炸。
当时的上海，租界是理所当然的避难天堂。当中日两军交火之际，往日住于闸北一带的居民便“争先奔避，举家迁移”，致使宝山路一带“车马行人如织，交通几为阻塞”，又因租界戒严，要于4时后紧闭大门，“秩序至为紊乱，人力车顿时抬价，但仍有供不应求之势”。
幸得上海自来火行的外国人及工人救助难民，帮助部分从苏州河乘船至英租界的难民逃难，但就在难民聚集之时，在天际肆意翱翔的日本飞机，突然“向我方大批逃难人群乱掷炸弹，至死难多人”。
在东北，日本的轰炸还有着些许“试探”的态度，搬来伪军土匪，先假意袭击北宁路，又以“剿匪”为名轰炸铁路；或以护侨名义对锦州进行轰炸。但东北数月来所遭痛苦，竟一日之内在上海重演，岂不让人惊讶？这次轮到日本海军动手，同样惨无人道。
日军侵略上海，不料遇中国军民严烈抵抗，开战不利，不断增兵——《申报》载：“（日军）用飞机向我无战斗力之平民抛掷炸弹，名之曰扰乱后方，究不知其效用于战事者几何，徒见其惨酷无人道耳”。
日军对上海的轰炸彻底奉行“无差别轰炸”，不仅是闸北、虹口、江湾等地方炸成一片焦土，即便外国人自诩的安全圣地租界也难逃一劫。
愚园路、香山路连番被炸，英国大使詹森的座舰“辛博林”号也差点被日机投弹炸毁。2月4日，日机在南京路华懋饭店盘旋，“亘半小时之久”。
“时机声轧轧，该处中外商民，纷纷逃避，深惧日兵无理掷弹，而住该饭店内各西人，亦均开窗探望，甚有避匿床下或乘电梯下楼避走者，沿外滩一带，秩序顿形混乱”。一般民众，受惊如此。
至于天通庵路，香山路，公兴路等地，因频遭投弹，“浓烟密起，火舌随之，天空烟封幂幂，吹向西南，经过租界如同日蚀，所烧灰烬，租界中区，均可得见，在空飞舞”。
最可恨的是日机向灾民聚居处连续数次投弹。“可怜万余灾民，横遭浩劫，惊逃骇死，惨不堪闻”。从1月30日至2月5日，日机便三次在收容所地方轰炸，这时收容所里有难民10 399人，职员49人。
2月5日的轰炸，当场造成2人死亡，4人重伤的悲剧，有“患病人骇死，多数灾民不顾饥寒四散逃命”，最后，收容所“灾民为数不过数百，大都老弱患病者”，这些老弱患病人，在日机轰炸肆虐之下苟延残喘，不知明日身何处，如今翻看这些记载，依旧让人愤恨不已。
整个“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日机凌虐上海，实施“无差别轰炸”，对上海文化机关、公共交通设施以及救护队（红十字会）的攻击，都是有谋划的蓄意行为。
开战翌日，日军便轰炸了商务印书馆，至馆厂及旁边东方图书馆所藏善本皆化为灰烬。“迨‘一·二八’事变发生，暴日即以屠杀我兵民，焚毁我房屋为能事，极尽其残暴行为，尤以焚烧文化机关为尤甚，所有闸北一带，几无一幸免”，因闸北真如一带，是开战后交战最激烈的地方，日机“连日掷弹，毁屋伤人，惨无人道”。
上海无线电台和暨南大学亦同时遭到轰炸；著名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则因为日军的占领，改为临时的日机降落地；持志大学被“日兵机关枪队冲入学院，纵火焚烧，可容千余人大宿舍二层楼教室大礼堂图书馆膳厅食品室等全部烧毁”。
1930年成立的上海法学院，也在2月3日下午遭日兵“进校用轧司林焚烧，先烧教室，继为大礼堂及宿舍，至次日下午5时，（上海法学院）始行全部焚毁”。
日机轰炸同仁医院，使医院的写字间“大玻璃窗炸裂，并波及对门日商济生堂药房，又有一日人行经其地，立时炸死”；在沪西曹家渡、梵王渡轰炸时，将天和堂药房屋顶击穿；在天通庵路侦察时，轰炸广东医院，该医院立时起火焚烧。
日军遥背国际公理，对医院大肆破坏，更攻击停战时驰奔战场上的红十字队队员。
2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救护队开出救护车，前往火线救助伤兵。红十字会的车辆行驶至中山路与青云路前线，救得伤兵40余人之后，即送往海格路上的红十字总医院。穿越火线上的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附近时，在此对峙的日军即开枪射击，即便“红十字会高悬红十字旗，日军竟然不顾之”。
2月6日，海格路红十字会带领中央大学医学院救护队前往真如救助伤兵，亦遇敌机轰炸低空扫射。当时，红会女医生Dr. Love Sankin在暨南大学门口指挥队员救护伤者，再预备往前线时，正遇日机1架翱翔于空际，瞬时投弹1枚，“距美医生约六尺之遥，炸毁运输汽车一辆，该医生炸倒于地，全身被泥土盖满，臂腕受伤”。同德医科的高材生刘祈瑞做为红会救护队员，被日兵射死，尤为震惊国人。
2月15日，在闸北战区执行救护工作的刘祈瑞正遇日军机枪扫射，虽“高扬红会旗帜，高呼系救护者，敌兵竟置不睬”，而刘君专心于救助，被日军连射中左臂及肚部、腿部，无奈退出阵线，此时又连遭两弹，送入宝隆医院，才发现子弹系毒弹，刘君为此身死……
至沪战结束的4月，当时的上海市社会局发表调查表，云：“自日本挑起沪战以来，我国遭蒙损失逾14亿元”。沪战一起，国民政府即迁都洛阳，以示其抵抗之心，然无奈实力悬殊，终签订所谓《淞沪协定》，丧权辱国条约凭空又添一条。
上海遭受轰炸，却让国民政府正视起本国虚弱的防空力量，于此之后，奋力发展航空事业。无论是与列强签订航空协定，开办工厂、创建航空学校，还是加强各地防空力量，民众间宣传航空防空意识，都身体力行。
1937年中日正式开战以后，驻各地的中国空军主动轰炸驻沪日军，南京等沿海各地的防空设施令日本人惊讶，原因自此——“吃一堑长一智”，强敌入寇，只有努力改变，自强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