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疫情让我们走出“茧房”，关注思考生命和社会中的“我”

口述者：张涛甫（上海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兼党委书记，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因为疫情封控在家的日子里，张涛甫对于疫情给大学教育、青年学生、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张涛甫看来，疫情考验了大学教育的韧性，也让人们走出“茧房”，关注、思考生命和社会中的“大我”，延长责任半径，还考验了人类智慧和能力的极限。

大学进入战时状态

亲历这场疫情，我对其有不少切肤的感受。这次由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在上海等多地散发，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构成了预料不到的冲击。

上海疫情依然复杂严峻，对大学的冲击尤其巨大，数万人高密度聚集在校园，3月初，只有个别上海高校破防，后来，疫情快速扩散，复旦校园也破防，我们也很困惑，复旦防控网络编织得很密，很牢，可谓严防死守，结果校区还是未能守住。这只能说明，疫情的不确定性太大，保持防疫净土太难了。但即便千难万险，我们不能躺平，用尽洪荒之力，与病毒赛跑，跟病毒抢人。

对于被关闭在校园里的学生来说，这是一场人生大考。起先他们还可以在校园草坪上赏景、看书、聊天、唱歌，后来因为封控从严，学生们一直在宿舍里，24小时足不出户，连就餐都是志愿者投喂，如此强度的封控，是学生们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疫情考验大学教育的韧性

这期间，我们担心的是：学生突然间遭遇这场疫情，严重冲击了他们沿袭多年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非常时期，考验我们大学教育的韧性。疫情从天而降，是否透支了大学生的抗压能力？经历过这种考验，对学生的成长是有益处的。对学生而言，这是一个考验他们意志和能力的人生课堂。对于大学而言，要趁着这个时期，抓紧给学生们“加课”。这场防控阻击战是生动的人生课堂和测试学生急智和知识极限能力的现场教学试验场。

如果说，此前的大学生是在相对宽松、“无菌”的环境里成长的，那么如今这场防控战，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没有标准答案，师生都得直面充满未知的野外生存现场。这种极限状态，平时我们不希望遇见，既然遭遇，别无选择，必须闯过去。经历了这场考验，对于学生的成长、大学的成熟均有益处。

这场疫情，实际上在给大学“加课”

疫情没让大学停摆，实际上在给大学“加课”，让我对大学教育多一些思考和行动的机会。

首先，跳出常规，走出“茧房”，关注、思考生命和社会中的“大我”,延长责任半径。世纪疫情颠覆了人类社会原有的安防体系，冲击固化多年的社会秩序。病理的未知性、病毒传染性全面冲击了人类社会长期累积的经验、理性和自信。疫情在群体中快速传播，使得本来处于原子状态的个体化情绪在互联网语境下大面积扩散，影响每一易感群体和个体。疫情提前把温室中的大学生推向社会，而且将他们推向社会的某种极限状态。大学需要将责任半径延长，与社会、国家以及人类建立强连接，加固共同体软件系统的安全底座。

再者，反思知识的限度，磨砺求知的能力，给人类社会以更大的确定性。这次疫情考验了人类智慧和能力的极限。技术刺激了知识的激增和信息的无序扩张，但我们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匹配性的增长。我们试图摆脱对于系统不确定性的“无知之幕”，减少“无知无畏”，减少认知、行动的任性。智能技术虽在努力解决认知和管理复杂性难题，但不能解决信息超载带来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这次疫情让我们深感，我们不应“躺平”，而应有责任，磨砺求知能力，征服更多的未知，扩大已知的版图。

来源 | 文汇报（原标题为“上海抗疫口述实录｜学者张涛甫：疫情让我们走出‘茧房’，关注思考生命和社会中的‘我’”）

排版 | 周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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