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孙立坚：强化供给侧改革，构建中国特色全新“价值链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
8月27日，首届上海重点智库论坛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举行，来自上海的智库专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等党政部门、企业界人士就“浦东高水平制度开发与高质量发展”问题，从世界经济、国际法律、全球治理等不同视角展开深入研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受邀参会，并就“金融高水平开放”问题发表主旨演讲。会后，发展研究院就上海金融业的现状如何，什么是以及如何做到“高水平”开放等问题采访了孙立坚教授，以下为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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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浦东高水平制度开发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而金融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上海市政府也于前几日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请问您认为上海金融业目前的现状如何，其主要成就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的集聚、金融业务的创新和发挥了中心节点的功能，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到中等发展阶段，再加上人口红利在储蓄上的集中反映，让上海具有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比较优势。二是依靠国家给予上海优厚的政策红利，从而打造了浦东这样强大的国际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这让上海未来打造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三是我们拥有了强大的全球贸易规模、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鲜明优势，为未来上海的金融开放和离岸业务的蓬勃发展、打造以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先发优势带来的桥头堡功能和内外循环的战略链接功能，开辟了非常宽阔的国际业务场景。
如今若我们国家整体的增长动力还是来自于目前这样的固定投资与出口增长，那么，由此带来的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偿还能力下降的问题和外汇储备结构优化的难度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场景面临的挑战问题就会应运而生，这为金融发挥正常的资源配置功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此外，今天上海金融在为实体经济服务时伴有着明显“脱实向虚”的问题。百姓对未来购买力下降的预期并没有使当前消费增长，反而在储蓄、理财的赛道带来了“金融堰塞湖”问题，钱多好项目少，房住不炒的监管政策不断强化便是例证之一。金融的本质有两点：第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输送资源是资源配置，而且是跨期资源配置；第二，金融非常需要一个良好的风险分担机制，这才能够形成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社会激励，才能使这个社会收入分配驱于公平，才能确保金融能够持续地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赛道上承担它应有的作用。今天脱实向虚的资产泡沫的问题，是金融的本质没有被很好地重视带来的。
但要重视金融金融的本质，提高其资源配置的效率，这里就需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问题。如果有效市场产生的市场激励机制没能产市场效率的提高，反而赢者通吃的资本逐利行为大大增加了社会整体金融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那么，政府放任市场，认为市场有自律和自我纠偏的能力而且一定会带来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就显得过于乐观了，不作为的后果就会产生金融危机、资本外逃和社会动荡。但有了法治保障和形成良好生态环境的生态体系，那么，政府的（过度）干预反而会破坏有效市场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净化功能，造成适得其反的资源错配的后果。甚至有时这种负面影响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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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本次论坛尤其强调了“高水平的发展开放”，请问您对金融业的高水平发展有何解读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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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上海金融发展一定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高度体现，所以，我们一定要贯彻好国家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核心理念，用好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及其制度改革为契机，优化我们的金融市场建设、专业机构主导、国际业务创新为一体的一流的全球金融生态体系，从而展现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魅力和市场活力。由于金融的特殊性，我们特别强调是要“高水平”的发展，也就是必须要做到“十全十美”，具体就体现为我们提出的“3+1+6”机制。
“3”是今天金融的发展必须要有非常好的舞台、演员和道具，尤其是在今天经济下行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舞台），不能再过度利用过去银行体系那种抵押贷款模式来服务实体经济，即使GDP增长了，但高杠杆的债务问题也随之而来，它直接挑战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另外，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更需要专业化的机构（演员）发挥他们资源配置高效率的本领，来引领价值投资，而不是去追逐市场散户的资金所带来的“高回报”。为了发挥机构资源配置的作用，一味追求业绩考核的做法就会让机构不务正业去做违背价值的投机；最后，为了避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我们要放松管制，鼓励业务或产品创新。只有金融体系（舞台）、金融机构（演员）、金融业务（道具）这三者共同发展了，中国金融行业到位的硬实力和服务好实体经济的专业能力才能很好的体现。
有了上述三个硬实力，只是提高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在打造这种硬实力上花了很多功夫，甚至，与最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差距也越来越小，甚至还赶超了一些世界强国。但是，我们的问题主要出在软实力的表现上。它是国金融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具体反映在“6”大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上：一是价格发现、二是流动性保障、三风险分担、四是信息披露、五是公司治理、六是价值创造。为了尽快改变我们软实力的短板，就需要金融行业在供给侧做全面深入的改革：首先是行业理念的提升和达成共识所需要的高质量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行业上下的共识，释放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减少自身业务运营中过度的“博弈”所产生的巨大的交易成本。其次，找好自己的定位，放弃营销抢市场的战术手段，靠研发形成业务的“聚焦力”，让追逐品牌的市场需求不断强化自己的利润和行业的龙头地位。第三，以人为本，发挥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让自己的业务拥有强大的“应变力”，从而形成的这种弹性机制来缓冲和分散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今天疫情问题、中美问题等，更是考验我们这种竞争力。最后，我们的至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和发展阶段的特点，更考验核心管理层的领导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开放引进一些强大的竞争对手，反而会产生较好的鲶鱼效应和溢出效应。通过上述这四方面的战术推进，我们一定会产生在金融行业的运营中发挥出世界一流的金融资源配置的“六大功能”。
无论是金融硬实力地位展现还是软实力的培育，都离不开政府的“放、管、服”的作用。市场和业务不开放，我们的资源配置就会被动得迷失方向或闲置下来（错位问题），它会大大增加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乃至带来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不做及时有效的监管（而不是越位的过度监管），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甚至监管体系内部的腐败问题。而且，不做应做的服务，比如，金融业务运营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那就会形成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信息孤岛进而演化成行政垄断的后果，这种“缺位”的现象，很容易导致市场本来拥有的一手好牌却最终打出令人失望的结局。所以，3加6，如果没有政府这1个关键的作用，那么结果就可能是小于9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带来血本而归（0）的危机后果。相反，有为政府做到了，那么，中国金融体系一定会变的十全十美（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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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一关于金融高水平发展的“3+1+6”构想具体将如何落地？现在我们看到的业务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构想大多基于需求端的思路，今天中国如何把握抓住需求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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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6”能不能有效的发挥上海特殊的优势，关键就是政府的那个“1”，怎么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整合。如何在今天高水平的开放当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不是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上海市政府要继续发挥“放、管、服”的特长，今天金融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降低监管的成本，但是光有监管科技并不能够承担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体制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一定要强化“三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如果“三化”目标做不到，我们的“放、管、服”就不能起到很好的“3+6”的效果。
今天中国能不能把需求端的机会抓住，关键是金融供给侧改革，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是欧美的财富金融，也不是德日系的关系性金融，我们更多的是如何让金融嫁接在中国的制造链上，继续发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以此来带动资管中心的业务场景，带动今天内外循环的市场活力。中国有非常强大的二元市场，我们既有长尾效应的线上市场，又有今天沿海城市先发展起来的高端消费群体的市场，上海一定要把全国三四十年积累起来的高储蓄，汇聚在上海金融中心的平台，做好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简单地用金融开放寻找商机。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供给侧改革，我们高水平的开放就可能重复日本当年的场景，也可能重蹈东亚危机的覆辙。
在复杂情况下，我们要认识到上海的金融是国家的金融战略，发展必须稳中求进。 虽然，今天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不断进步，这反映了我们的金融实力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日益强化在日益增长，但是，我们还存在很多拖累经济发展的金融短板问题，今天国家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更是迫切上海金融发展模式对标头部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竞争力。
为了尽快肩负起今天在特殊环境下国家赋予上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的两大重任，我们建议上海相关领导部门和所有从事国际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定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着眼，以“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为抓手，去构建中国特色的全新“价值链金融”服务体系：用“链”来不断创造高质量的发展商机以解决单靠振兴消费带来的瓶颈，用“链”来提高金融体系风险分担能力以摆脱锦上添花的失衡状态，用“链”来打造中国在全球金融业务上的地位和品牌以满足世界对金融普惠大众的强力需求，用“链”来大力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业务场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用“链”来打破欧美垄断的全球化模式中的领导地位以确保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的国家安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文字编辑｜颜润
图片来源｜网络
微信排版｜张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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