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经济怎么走？ | 智观中国
上海高校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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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在一些问题上经济学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分歧，流行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下行是由于自身经济结构性因素导致，部门的过量投资产生了债务积累以及产能过剩，中国要实现继续经济继续增长，就必须要倚重供给侧，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本期智观中国，智库君摘录了上海高校智库专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部分内容，为诸位呈现其在中国经济问题上与流行看法不同的见解。
一个长期以来在中国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最糟糕的部分就是，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导致产能积压以及债务积累。但其实这个看法往往是在宏观调控之后才有意义。我们不可能度量我们需要多少产能，也不可能控制我们所需要的最低产能。这些都做不到。
对高增长经济体而言，产能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单纯的，所以我认为试图去度量一个高增长经济体的产能是否过剩，并且想控制这个产能保持某种均衡状态，是比较危险的想法。
但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把产能过剩作为核心而对宏观政策冲击避而不谈。
30年来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影响了我们太多的思维。上一轮经济减速时，我们举国上下也在讨论产能过剩的问题，天天讲，人人讲。1999年北大CCER出版的一本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的文集，只要看看目录就能发现与今天讨论的问题多么相似，时间改一下，读者可能会以为是在讨论今天的问题。
回到1992-1993年也是这样，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地方上的投资扩张得很快，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治理恶性通胀，实行严厉的信贷和宏观调控政策，投资需求开始收缩，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问题的讨论也是当时最热的话题。
我们不能独立地谈产能过剩，也不能把产能的积压单纯看成供给侧的问题。离开了需求侧和宏观调控的冲击，独立地谈产能过剩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关于产能过剩的看法要改变。
二、如何去产能
最近有一本书叫《债务与魔鬼》，作者是英国金融稳定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他认为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名义投资需求太弱了。所以，现在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名义投资需求。我深表赞同。
基础设施不仅仅指桥梁铁路等，服务业也有很多需要靠投资来更新的基础设施；还有乡村，我们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最需要改善的基础设施，我个人看是环保方面的。这方面有太多的投资需求。
另外，讲到基础设施，我最近看航空杂志里有一篇关于通用航空和通用机场发展前景的文章。里面谈到美国的机场除了有550多个商业机场，还有大量的通用机场，比如物流、军事、民用使用的机场，包括农民撒个农药，私人老板直升机出行等。美国仅在美国机场协会登记的机场就将近3000个，中国才两三百个。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短板多得是。
再比如，服务行业我们也有大量基础设施都需要更新，大家抱怨最多的教育医疗都是投资不足的领域。好的三甲级医院，经常就像个大卖场，排队排得很长。还有一些好的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因为投资不足，硬件落后，规模无法扩大，长期满足不了需求。
我们在太多的领域，基础设施缺少升级换代。高铁是一个进步，买票网上手机上都可以买了，不像以前天不亮就要去排队。
如果不从提升总需求方面入手，只是靠中长期结构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存在巨大风险，一旦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要摆脱是很困难的。
当前，经济增长比去杠杆更重要。
如果不重视保增长，很可能这样下去，中国的发展机会就丧失掉了，本来我们再有十年7-8%的增长都没有问题，现在陷入恶性循环，要知道，中国经济目前的局面，大家都不看好，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所以，我还是那个看法，当前稳增长比去产能和去杠杆更重要。
我去年10月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了英文文章，表达了我对维持名义需求的重要性的看法。我其中有这一段话:“因此，中国当前的紧缩应该驱使决策者追求货币宽松，将实际利率削减到显著更低的水平，甚至零。这一措施——中国有充足的空间这样做——不但能够减低现有的债务负担；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让债务在经济加速时得以展延。
当然，中国需要继续进行债务减记和互换，也必须维持渐进的结构改革。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过高实际利率所造成的损害。货币宽松是阻止增长进一步放缓的关键，因此也是确保国内经济稳定、保持全球复苏动力的关键。”
实际上，经济下行的时候，去杠杆和去产能的最智慧的做法是维持名义总需求而不是收缩它。
讨论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不应忽略宏观调控政策的冲击 。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有中长期因素，但从2010年的之前的10%左右下滑到目前的6.7%，用长期因素解释不通。
现在官方接受的观点认为，我们处在三期叠加阶段，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个判断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再推敲的。
在学界，不少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到今天这个水平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本身就比较低了，可能也就6%，甚至更低。因此现在哪怕是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增长也不会反弹了。
我承认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确还有分歧。但我个人认为，这几年的增长降速除了外部冲击之外，比较大的一个冲击是我们宏观政策的持续收紧。过去30年一直如此，宏观政策冲击从来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剧烈波动的主因。
这一次，2011年开始实行的严厉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对房地产市场和投资实行的严格控制，已经导致了投资需求的持续收缩。这是讨论中国经济下滑时不能忽视的政策冲击。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时候维持名义总需求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能用提高需求的办法来对付去杠杆和去产能，中国经济是有可能重新回到“收敛”路径上去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条件收敛假说，没有人能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趋势给出权威的结论。
其次，结构改革问题上已取得共识 但处理宏观需求分歧还很大。
尽管我们的长期性结构问题会使得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我还是相信，这几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在实际增长率之上而不是之下。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冲击导致的需求收缩。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不应该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而是不应该刻意回避提升名义需求在当前阶段的重要性，要防止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中国经济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就像日本和韩国，政府致力于结构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至关重要，这个问题我也一贯坚持。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足够的共识，但处理需求问题的分歧还挺大。
现在的问题是总需求持续萎缩，已经影响到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提醒我们此时必须要关注需求问题了，需要把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有机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
2011年1月-2016年4月。从2016年1月份开始，政府及国有投资增速迅速攀升，而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
专家介绍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担任国际期刊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East Asia Policy Review、China Economic Journal、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以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20多种中文经济学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以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East Asia Review等发表数十篇研究论文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
编辑：李莞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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