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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上,怎么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2016-08-17 罗东 新京报书评周刊

微信ID:ibookreview

『阅读需要主张』


奥运期间,微博上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讨论量屡创新高,“洪荒少女”傅园慧粉丝增量超过500万。而就在8月14日,王宝强和马蓉的离婚事件,又在深夜点燃了微博,五个小时内便拉动了千万的流量,十个小时内话题量直逼二十亿。

但仍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近两年来,微博再也回不到早期的辉煌,反而是走向了单一的娱乐和商业方向。而每当有争论的话题,留言区就会变成汹涌的网络语言暴力的角斗场。这些都几乎要让人忘记,就在几年前,微博曾被寄予了承载公共讨论的厚望。




为什么会这样?


权力的过度控制,资本的诱惑导向,改变了微博的生态。与此同时,我们自身的“网络语言暴力”时刻不安宁。于是为了逃避喧嚣,大家丢掉了公共讨论的热情。实际上,从BBS到微博,再到微信,最可能提供公共讨论的只能是微博。但参与到这个公共空间中,我们也承担了诸多的混乱,不能好好说话,相互诋毁和谩骂,可公共空间和言论的秩序,这两者就不能兼得吗?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罗东

五年前,美国的Time杂志把刚结束的2010年看成是“微博元年”,即使是在国内,微博也被寄托了十分丰富的想象。这个想象,可不止是市场欢呼的资本增长点。从言论自由、沟通平等,到“民意汹涌”,再到“微博改变中国”,一个似乎可以重塑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技术骤然兴起了。我们欣喜若狂。
但不久,也就在四年前,受许纪霖之邀,赵鼎新在上海的一场“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讲座中表达了一个观点,即微博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共讨论的空间,但也在被“反智”和“民粹”解构。他举了一些微博用户的例子,说他们在使用微博时,心理上感到很紧张和焦虑而决定要退出微博。

那时微博刚登上巅峰,我将信将疑地猜测,他选择的或许只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不在统计学的正态分布范畴内。但这两年,情况真的变了,他的判断得到了证实。


的确,大家在逃离微博。
前年起,身边和网上关注的人,很少更新微博,或者干脆不再更新。突然间,感受到那个一度风靡中国的互联网宠儿似乎不见了。尽管今年8月11日,新浪公司发布了业务仍然在增加的数据报表,但不仅下面的评论是一片质疑、戏谑和嘘唏,微博的活跃领域也显然走向了单一的娱乐和商业,昔日的光鲜繁荣不再。

可逃跑的我们,紧张和焦虑到底来自哪里?



新浪发布了活跃仍然在增加的数据表,但不仅下面的评论是一片质疑、戏谑和嘘唏,微博的活跃领域也显然走向了单一的娱乐和商业。


1记者观察我们并未拥有一个真正的网络公共空间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自身的空间,从前三十年完全被国家湮没的状态中破土而出,得到了艰难增长,但言论的公共空间只存在于传统媒体和各类结社。微博这样的社交网络出来时,一个崭新的网络公共空间浮出了水面,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编辑权利,于是一时间,“自媒体”和“人人都是记者”变得耳熟能详。从“郭美美事件”到“我爸是李刚”再到“上访妈妈”,民众在微博上形成了制约权力的力量,微博被推到了“改变中国”的高度。网络公共空间似乎诞生了。


“郭美美事件”使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

哪怕从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到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公共空间”的概念从来就是众所纷纭,但学者们基本能在一点上达成一致,那就是它要同时满足如下三个要素:开放(openness)、持续(longevity)和参与(participate)缺一不可。这个空间,是面向大众的,是持续地讨论一个或一组公共话题,具备不被打断的权利。即使相互间的观点存在差异,乃至千差万别,但都遵守公共讨论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不存在操控或不尊重他人的行为。

可运营商任性地删帖删号,公共话题没有持续性,用户的参与权也得不到维系。若真要按照这样的标准,研究中国的网络公共空间便无从谈起。因而研究者不得不变通一下,比如瑞典苏黎世大学的劳赫弗莱施(Adrian Rauchfleisch)和谢弗(Mike Schafer)2014年在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刊文研究微博与中国公共空间时,就只能承认“公共空间”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转而才能在更低标准上研究微博。

何以至此?

一个回答是“权力的过度控制”和“资本的诱惑导向”。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政治信心下降,即使是地方政府,也可以为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力打压网络言论。面对各种公共讨论时,缺乏清晰的标准,善意的批评或意见也不行。于是,站在个体和社会一方,大家在反思公共讨论时,国家就往往首当其冲。批评它因而在舆论上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运营商,则在“政治压力”和“用户体验”之间摇摆,不得不两全其美地将微博导向娱乐化。


可除此之外,社会自身或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实际上,哪怕是在英美的“伦敦2011骚乱”和“占领华尔街”等事件中,权力和资本对网络公共空间的控制也不是没有。这是国内外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瞧瞧我们自己,不能好好说话,彼此的尊严和人格得不到尊重,缺乏基本的公共精神,谩骂和诋毁乃至“语言暴力”屡见不鲜。我们警惕权力和资本,苦苦追寻“社会自治”,可就在微博刚提供了一个实验机会时,不久就被面临破灭。不能否认,经历了长期的强国家控制,我们的社会空间破土而生,尽管获得了缓慢生长,但仍然很狭隘,也没有实践出一组社会本身自主调整的规则,不能通过协商、讨价还价而达成合作,缺乏宽容和妥协的风气。不仅是权力和资本,社会本身也赶走了用户,我们自己既制造也承受了“紧张”和“焦虑”。

现在,我们联系到长期关注文化和互联网的历史学者许纪霖。他既是中国互联网的观察家,也是实践家。从BBS、微博到微信,他给我们梳理了一个明晰的演变版图。将看到,还未成形的网络公共空间就面临昙花一现的局面。


2对话许纪霖


 

许纪霖,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他持续关注社会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点独特的文章,兼有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


   微博就是一个广场,一个广场是不能讨论的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观察领域很丰富,但首先请你从“暴力”开始。整个世界的暴力时刻在冲击着我们的神经,从硬暴力到你多次谈到的软暴力即“语言暴力”,暴力似乎从未远离过这个世界,为何会这样?
许纪霖:暴力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人是从动物变而来,尽管不断地进化,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人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不可能最后进化到成为一个完美的天使。所以,本性是两面性的,既有文明的一面,也有原始的动物性的残余物。残余物当中的一面就是暴力。而暴力是永远不可能克服的,永远存在于本性之中。
因为残酷的生存关系,动物世界形成了一个食物链的关系。食物链的关系实际上由暴力构成的,这是动物世界的一个特质。
人类社会产生之后,社会内部慢慢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动物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而是可以彼此合作的。人类不再是靠食物链,而是依靠农耕和养殖,于是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作就会产生伦理,产生了文明。但是,这是一面。另外一面是,直到今天为止,在人类世界内依然充满了各种生存的竞争。这种竞争存在于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所以依然残留了动物的那一面。暴力就是其中一种。 新京报:你本身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参与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影响过很多人。这么些年,出现过BBS、博客和微博,还有今天手机端的微信。语言暴力一直都是存在的吗?
许纪霖:互联网的第一种互动是BBS。在BBS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也是匿名的。但那时候不是很严重,因为它是一个小空间,即使你披着马甲,但并不是就不知道谁是谁。同时,还有一个版主。版主可以维持这一小共同体的秩序。虽然有语言攻击,但比较有限。 新京报:但到了微博,就不一样了?
许纪霖:不一样了。微博是一个广场,是面对无数的陌生人在说话,无数人的陌生人也在回应你。这些“乌合之众”的声音,就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因为微博的技术特性,很难讨论问题。微博就是一个广场,一个广场是不能讨论的。这时,舆论有时是压倒性的,反对的声音被湮没,相互比的谁的声音更高,谁的人数更多而形成风浪。微博这个形式,是一个广场,恰恰使得中国的舆论成为“围观就是力量”。 新京报:微博刚兴起时,演员姚晨面对微博十几万粉丝激动,说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广场上对大家说话,那时微博被寄托了非常高的期望。
许纪霖:微博产生了对社会各种恶的制约,这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往往不是以讨论“理”,而是比“力”,这种力转化为一种“势”。以势取胜,而不是以理取胜。 新京报:BBS没有强烈的语言暴力,到了微博就变了,这跟微博本身相关吗?
许纪霖:微博是140字,但140字是很难把一个事情说清楚的,容易带来极端的观点,不管是左还是右。广场效应就是这样,温和的声音在广场上是非常虚弱的,只有那种极具煽动性、号召性口号式的东西,或简单的教导式东西,才会形成“势”。
微博很大地改变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形式,带来的好是民意直接表达出来,但是这种民意更多是一种“势”而不是“礼”,相互之间很难通过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方式来交流。
网络秩序的重建,只能依靠社会自身而不是政府

新京报:人还是同样的人,社会问题或许还是同样的问题,但网络技术变了,互动方式就变了,大家认识的人和讨论的方式也跟着变了。于是,这种状况到了今天最火热的微信又不一样了?
许纪霖:微信群聊、朋友圈就不再是一个广场,就成为一个客厅,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熟人时代,相互之间是彬彬有礼的,讲理的。你在微博上受到各种匿名伤害以后,就感觉躲到微信里面疗伤,收到很多点赞,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有点温暖的”,所谓“吾道不孤”。微博的生态越来越劣之后,很多人都离开了微博,到微信去了,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新京报:大家又回到了一个“熟人”社会?
许纪霖:特别是群聊,某种意义上又重新恢复了一种方式——用“礼”来交流。它是熟人社会,就自然会形成“礼”的秩序。但是,微信毕竟只是一个客厅,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交流的范围是有限的,和微博没法比。到了重大事件,所以“民意汹涌”只能在微博里出现,而微信只能说单篇文章被广泛转播,是离散性的,没有中心。这是微信自身的一个缺陷。但在规则上来说,它是一个熟人社会,相对来说讲礼,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秩序在。 新京报:有了“礼”的一些秩序,但没有了公共性。有了公共空间,又牺牲了说话的秩序。存在两者兼得的可能吗?
许纪霖:现在就是说,互联网的新的技术形式,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交往空间,能让熟人之间的一套礼的规则,推广到陌生人里面。这是儒家的缺点。儒家是很讲礼的,彬彬有礼,但很难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推行。那么法制是可以推广到陌生人的。它有它的长处,自发扩展秩序,指的就是一个在陌生人社会里面自发生长出一套文明的秩序,以自由为核心的文明秩序,也就是法治秩序。这样一种以自由为核心的法治秩序,如何产生一套规则和秩序,怎么内化到每个参与者的内心当中,这个是事实上也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解释。 新京报:听得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你看来,谁该来推动秩序的重建?

许纪霖:这么重要的秩序,不是通过外在的,比如政府的法律,而是由社会自发产生。这种秩序才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秩序,这种秩序才是大家自愿服从的,才是有效的。这是我们为了克服今天在互联网社会普遍存在的语言暴力,我们所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罗东;编辑:小盐。未经授权其它公众号、平台皆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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