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茵、​吴庄、叶彩燕 | 幼儿三语习得研究：现状、个案及前景

幼儿三语习得研究：现状、个案及前景

麦子茵　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 

吴　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叶彩燕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摘要   幼儿三语习得是幼儿在开口说话之前或者 3 岁以前同时习得三种语言。本文通过对香港幼儿黎偶同时习得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的纵贯研究个案来展示和探讨幼儿三语习得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前景。黎偶 1 岁半到 2 岁 11 个月的平均话语长度和语码混合模式显示，幼儿能够在 3 岁前发展出较为均衡的三语产出能力，并根据不同的语境和对话者切换语言。我们认为，幼儿三语习得是整合及利用家庭语言资源以实现推广普通话、保护地方方言和启蒙英语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三语习得　语言输入　语码混合　语料库

一、引言

儿童语言习得是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生气勃勃的研究分支，而儿童多语习得则是近年来儿童语言习得领域备受关注的课题。随着汉语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高，汉语学习在国际上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国内，随着外语学习资源的市场化和普及化，英语启蒙的年龄也越来越低。国内学界对中英双语儿童及中英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并不陌生（Yip & Matthews，2007；王文宇，2010 等），而对幼儿三语习得这一新研究分支的关注则比较有限。幼儿三语习得指婴幼儿在开口说话之前或者 3 岁以前同时习得三种语言，又称为“早期三语习得”（infant/early trilingualism）（Quay，2011；Unsworth，2013）。该领域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与儿童双语习得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本文将通过一个近期在中国香港完成的幼儿普通话—粤语—英语三语习得研究个案来探讨幼儿三语习得的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初步研究发现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幼儿三语习得研究现状

语言输入在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作用是当代语言学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和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生成语法还是基于语言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都认为语言输入对语言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这 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语言输入的作用在不同的语言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语言发展模块中有着不同的表现，而语言输入中的各种数量、质量属性与语言发展的各项指标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Ambridge et al.，2015；Rowe & Snow，2020）。这些问题至今尚未研究透彻。

双语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探讨语言输入与语言习得关系的理想群体（Paradis & Grüter， 2014）。0 ～ 3 岁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长达 11 ～ 18 小时，他们能用于接受语言输入的时间极其有限。在其他指标相同的情况下，儿童如果同时学习两种不同的语言，则接受每一种语言输入的时间都会缩短，这就是双语习得中总输入被一分为二而导致的每一种语言“输入不足”的现象。学界普遍认为，输入不足是许多双语儿童在语言发展上暂时落后于同龄单语儿童的重要原因；但对研究者来说，这也是观察语言输入与习得关系的重要窗口。关于法—英双语儿童输入与习得关系的研究表明：只有当双语儿童接受一种语言的输入达到总输入的 50% 以上时，他们在这种语言的理解性词汇测试中的表现才能达到同龄单语儿童的水平；当这种语言的输入比例达到 60% 的时候，他们的产出性词汇也能达到单语儿童的标准（Thordardottir，2011，2015）。在这一点上，三语儿童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他们的总输入被一分为三，分配到三种不同的语言当中。如果这个 50% ～ 60% 的输入比例是非单语儿童的词汇习得能够达到单语儿童水平的最低阈值，三语儿童则至少有两种语言的习得水平将因无法达到这一输入比例而落后于单语儿童。 

然而，这一关于三语习得的推论还没有得到系统、直接的验证。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研究者片段式的笔记和父母的内省式的观察报告，文献中鲜有直接观察并系统记录三语儿童及其语言输入的研究（Quay，2011；Unsworth，2013）。Hoffmann（1985）记录了英国的一对三语姐弟 Cristina 和 Pascual 习得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问题，这是已知关于幼儿三语习得的最早记录。然而，由于研究对象、方法和器材方面的局限，早期的个案中并没有留下关于三语儿童和三语输入的长期、系统的语言材料。

近十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善。Yang & Hua（2010）记录了一名巴拉圭男童小 D 在 1;3到 2;0 期间习得西班牙语、普通话和闽南语语音方面的情况，发现小 D 的三语语音在习得年龄、发音准确度和常见偏误等方面与同龄单语儿童非常相似，而他的语言的不同发展指标跟语言输入量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Simona  Montanari 跟踪观察了一名从出生起就在家中同时接触他加禄语（母亲和外祖母使用）、西班牙语（父亲和祖母使用）和英语（姐姐和幼儿托管中心教师使用）的美国女童 Kathryn 在 1;4 到 2;0 期间的三语发展过程。她发现，虽然 Kathryn 三种语言的输入并不平衡（2;2 前他加禄语占了语言总输入的一半，2;2 后英语占一半），但她在 1;10 以前已经能够从音系、词汇以及语用方面分辨三种语言，对三种语言辅音音位的掌握甚至超过了同龄单语儿童。在词汇习得方面，每种语言的输入量和该语言的词汇量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直接。在语码混合（code-mixing）和语言选择（language choice）方面，Kathryn 在跟说不同语言的对话者互动时基本能选择合适的语言，但其“正确率”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语境中差异较大，从 24% 到 59% 不等，其中在与西班牙语对话者互动时的语言选择的正确率最低。Montanari 认为，这反映了语言输入在语码混合方面的示范性作用（modelling effects），即 Kathryn 的西班牙语输入者自身的语码混合模式以及他们对 Kathryn 语码混合的宽容态度影响了 Kathryn 的语码混合模式和对语言的选择。（Montanari，2009，2010，2011）这与 Quay 对日本的一名 2 岁的普通话—英语—日语女童的语言行为描述一致（Quay，2001，2008）。 

上述研究既证实了语言输入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出语言输入的不同属性与语言习得不同方面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对于输入与习得关系的研究必须多元化、精细化。除此以外，现存文献中仅有的几个幼儿三语习得纵贯研究都以单语社群（如英国、美国、日本）或双语社群（如巴拉圭）中的三语幼儿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对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三语或多语社群中的三语幼儿的纵贯研究。在三语社群中习得三语的幼儿更容易在家庭内部和外部获得丰富而稳定的三语输入，语言环境也更为复杂多变，这种习得类型在 Hoffmann（2001）所述的三语习得类型学中被单独列为一类。在总输入一分为三的情况下，生活在三语社群中的幼儿会不会因为更复杂、更多变的语言输入和语言环境而产出更多的语码混合的语句以及在语言选择上存在更大的困难呢？我们通过一名香港三语幼儿的个案来探讨这个问题。

三、普—粤—英三语发展个案

3.1　研究对象的三语环境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语文为中文（包括粤语和普通话）和英文。特区政府长期推行“两文三语”政策，鼓励和促进香港居民掌握和使用粤语、普通话和英语三种口头语言以及中文和英文两种书面语言。近年来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香港居民在不同程度上使用粤语、普通话、英语。香港回归后，普通话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在学校、公众场合以及许多家庭中的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英语仍是政府文件、法律、金融、高等教育等专业领域的通用语言；粤语依然是香港居民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超过 85% 的香港居民在生活和工作中主要使用粤语。

 “两文三语”教育是香港本地中小学及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香港的家长来说，如果家长的母语为粤语，那么及早让孩子接触普通话和英语，让孩子在 3 岁上幼儿园之前就具备基本的三语沟通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养育目标。关于粤—英双语儿童的语法和语用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儿童双语研究中心有大量的数据和研究成果（Yip & Matthews，2007，2016；Yip et al.，2018；Zhou et al.，2021 等）。然而，在下文所要介绍的“黎偶语料库”研究发表之前，对在三语环境中长大的普—粤—英三语儿童的语言习得情况，我们还知之甚少。

黎偶（化名）生于香港，主要在香港居住，3 岁以前都是家中独子。黎偶的父母都来自中国内地。母亲的母语为广州粤语和普通话，英语流利；父亲的母语为湖南方言和普通话。父母之间交谈时以使用普通话为主，偶尔也使用英语和粤语。除了父母之外，黎偶的祖母也承担着主要照顾者的角色。祖母以湖南方言为母语，也长期使用普通话。祖母与父亲之间主要用湖南方言交谈。黎偶 0 ～ 3 岁期间的三语输入发生了两次策略性调整，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 

（1）普—粤双语阶段（0;0 ～ 1;0）。父亲和祖母与孩子交流时仅使用普通话，母亲与孩子交流时仅使用粤语，采用了欧美国家培养双语儿童常用的“一亲一语”（one parent-one language）输入模式，并没有英语输入。

（2）普—粤—英三语阶段（无家外英语输入）（1;1 ～ 2;0）：父亲和祖母与孩子交流时仍然仅使用普通话，母亲则开始采取交替使用粤语和英语的“一日一语”创新策略，即周一、三、五使用英语，周二、四、 六使用粤语；母亲根据过去一周粤语和英语输入的总量来判断周日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才能尽可能地使粤语和英语之间的输入量达到平衡。

（3）普—粤—英三语阶段（有家外英语输入）（2;1 ～ 3;0）：父亲、母亲和祖母的语言输入策略与上 一阶段相比并无变化；黎偶开始上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普通话和粤语为辅助语言的半日制幼儿中心（prenursery），与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互动。在这期间，来自菲律宾、母语为他加禄语的家庭佣工（菲佣）也与黎偶有频繁的英语互动。

黎偶在 0 ～ 3 岁期间极少观看电视节目或接触电子屏幕，其主要的语言输入均来自与照顾者和教师的人际互动。我们计算出这段时间黎偶与以上说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的照顾者和教师相处的时间分别大致为 6205 小时、2916 小时和 2288 小时，换算后得出黎偶 0 ～ 3 岁期间听到普通话、粤语、英语的时间的相对比例分别为 54%、26% 和 20%。在本文中，我们把这个结果看作黎偶三语输入的大致比例。

3.2　纵贯语料库的数据采集与转写

为了获得黎偶三语输入和输出的自然语料，从1;6 到 2;11，我们每个月以录像的方式记录黎偶和他的照顾者的互动情况，创建了“黎偶语料库”。该语料库现有 54 个约 30 分钟的录像，记录了黎偶与其中一位照顾者进行假扮游戏、阅读绘本和讲述故事等日常活动的过程。我们设计语料库时，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囊括黎偶和所有主要照顾者的互动情况，真实地反映他所处的多语言环境、记录他在最自然的条件下的语言输入和输出；另一方面，由于多人互动的场景对文字转写和数据分析是极大的挑战，我们把参与互动的人数限制为两人。因此，语料库中的每个录像仅记录一名照顾者用指定的语言与黎偶互动的情况，这种语言是该照顾者在与黎偶日常互动中惯常使用的语言。在 54 个录像中，以普通话、粤语、英语为指定语言的录像各 18 个，包括了黎偶与父亲、母亲、祖母、菲佣以及一位以美国英语为母语的研究助理在内的五名成年人对话者的互动。英语录像中也有黎偶和美国研究助理的互动，我们希望这能间接反映出黎偶在早教中心接受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籍教师的英语输入情况。尽管每次录像都有事先指定的语言，照顾者也被告知尽量使用这种语言与孩子互动，但是语码混合和语码转换在照顾者和孩子身上也经常出现，研究者并没有刻意提醒照顾者或者孩子不得偏离指定的语言。 

香港中文大学儿童双语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使用 CLAN 软件（MacWhinney，2000）为录像做了文字转写和分词标注，转写的规则和流程与研究中心在过去二十年间发布的几个大型儿童口语语料库（如“香港双语儿童语料库”“华裔儿童汉语语料库”“同语料库”等）基本保持一致。初步文本转写完成后，其中一位经验丰富、三语流利的助理对所有转写材料进行了逐字校对和统一修正。最后黎偶的母亲（即本文的第一作者）校对了所有转写的文本，补充了研究助理未能识别的一些专有名词、家庭惯用语以及有关录像场景的背景信息。“黎偶语料库”现包括 54 个录像的文字转写文件和由录像转换而成的音频文件，已经发布在全球最大的儿童语言数据交换平台 CHILDES 上，供全世界研究者使用。“黎偶语料库”是目前已知最系统的幼儿普—粤—英三语习得个案研究语料库。黎偶三语习得个案研究是本研究团队正在进行的粤港幼儿三语习得大型纵贯研究中的一个先导研究。下文将从三语总体发展路径、普通话发展情况以及语码转换等几个方面对黎偶的语言发展做初步分析。

3.3　总体发展路径

我们通过 CLAN 中的 EVAL 指令计算出黎偶在 1;6 ～ 2;11 期间每种语言每个月份的平均话语长度（词数，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in words，MLUw），由此来比较其三语发展的速度。如图 1 所示，黎偶三种语言的平均话语长度在这段时期内稳步增长。我们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在此期间黎偶三种语言的平均话语长度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F（2，51） = 1.333，p = 0.103 ﹞，可见黎偶在这段时间内三语发展相对平衡。然而这种平衡是动态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6 ～ 1;9：三语独词句阶段，三语的发展相对平衡﹝ F（2，9）= 0.005，p = 0.829 ﹞； 

（2）1;10 ～ 2;6：普通话和粤语双词句阶段，普通话和粤语的发展领先于英语﹝ F（2，24）= 13.556， p ＜ 0.001 ﹞，普通话和粤语之间并无差异（p = 0.902）； 

（3）2;7 ～ 2;11：三语多词句阶段，再次出现三语发展的平衡﹝ F（2，12）= 0.449，p = 0.649 ﹞。 

这三个发展阶段与黎偶的三语输入分布的调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普通话和粤语输入起步早（从出生开始），特别是普通话，其输入来源多（父亲和祖母），比重大（54%），因此发展较为迅速；英语输入起步较晚（从 1 岁开始），但是 2 岁以后增加了来自教师以及菲佣的英语输入，输入来源增多，占比增大，因此 第三阶段英语在平均话语长度方面逐渐接近普通话和粤语。

3.4　普通话发展情况

为了考察黎偶的普通话发展情况，我们选取了 CHILDES 上与黎偶在性别、家庭背景、地域、数据采集和转写方法等方面最为接近的普通话单语儿童同同的“同语料库”（Deng & Yip，2018）作为参照组，选取同同 1;7 到 2;11 年龄段的数据与黎偶的进行对比分析（“同语料库”中尚无 1;6 的数据）。如图 2 所示：黎偶的每月平均话语长度在这 17 个月当中均低于同同，但是在研究的后期，特别是在多词句阶段（2;7 ～ 2;11），这个差距显著缩小；到 2;11，三语儿童与单语儿童的普通话平均话语长度的差距几乎完全消失。关于黎偶的粤语与英语发展以及输入的分析，我们将另文论述（Mai & Yip，under review）。

3.5　语码混合分析步骤

本研究对语码混合采用较为宽泛的定义，认为说话者在同一个语句中或者在同一场景的连续几个语句 中混合使用来自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词句，都算作语码混合（见 Myers-Scotton，1997）。我们采用 Yip &  Matthews（2016）计算双语儿童语码混合比例的做法，计算出黎偶在三种语境（普通话、粤语、英语）中分别与五名对话者（母亲、父亲、祖母、助理以及菲佣）互动时产出的语码混合的数量（tokens of switches） 占同一录像中黎偶产出的话语总数（total utterance）的比例。我们首先使用 CLAN 软件搜索出含有“@s” “[- yue]”“[- zho]”“[- eng]”标记的词语和句子，然后人工逐个排查检索结果，排除了在香港这一特定的语言 环境中很难界定为语码混合的情况。这通常是一些专有名词（如 Peppa Pig、Mickey Mouse 等）和日常用语（如 okay、bye bye 等），它们虽源于英语，但在香港儿童语言环境中的应用范围比对应的中文翻译词汇更为广泛。

除此之外，我们还把以下情况抽取出来单独分析：在录像中黎偶主要和一位成人产生互动，但是黎偶有时候也会向手持摄影器材录像的另外一位成人（通常也是照顾者）主动发起对话。如果黎偶与后者对话的语言与语境设定的语言不一致，我们则在转写中将其标记为语码混合。考虑到这类由转换对话者引起的语码混合有特定和明确的外部动机，我们将其单独抽取出来进行分析。我们界定该类语句的标准是录像中黎偶伴随语码混合所出现的身体姿势、眼球凝视方向的突然转变以及在场成人的应答。该步骤共分离出 48 处对话者引起的语码转换。

3.6　一般语码混合

在 54 个录像中，我们一共分离出 814 处语码混合。如图 3 所示，黎偶的语码混合比例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在 2 岁以前，黎偶在三种语境中都出现了较高比例的语码混合；接近 2 岁时语码混合的比例有所下降；在 2 岁以后语码混合达到比较稳定的比例，除了 2;9 时粤语出现高达 20% 的语码混合之外，其余月份三种语言语境中语码混合的比例都保持在 10% 以下。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研究期间的绝大多数月份中，黎偶在英语语境中语码混合的比例都低于普通话和粤语语境。考虑到英语输入只占黎偶总输入的 20%，而且黎偶英语的平均话语长度长期低于普通话和粤语（图 1），英语是黎偶三语中掌握得较差的一种，我们推断：语言水平较低并不是语码混合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在黎偶的语言输入中寻找更为贴切的解释。

为了验证语言输入在语码混合方面的示范性作用，我们分析了黎偶与不同成年人对话者互动时产生的一般语码混合的比例。如图 4 所示，黎偶的语码混合比例普遍比输入提供者高，与父亲和母亲互动时的语码混合比例最高，分别达到 6.21%（父亲，普通话语境）、6.14%（母亲，粤语语境）和 4.90%（母亲，英语语境）。黎偶与祖母和美国研究助理分别用普通话和英语互动时的语码混合比例较低，分别为1.91% 和 1.28%。黎偶与菲佣用英语互动时，完全没有产生语码混合。有趣的是，黎偶跟不同的成年人对话者对话时的语码混合比例的高低排序与该成年人对话者同黎偶交谈时自身的语码混合比例的高低排序完全对应，体现了语言输入在语码混合方面的示范性作用：父亲和母亲的语码混合比例最高，分别为 2.10%（父亲，普通话语境）、1.83% （母亲，粤语语境）和 0.64% （母亲，英语语境）。祖母和美国研究助理的语码混合比例较低，分别为 0.39% 和 0.18%。菲佣的语码混合比例和黎偶一样为零。

3.7　由转换对话者引起的语码转换

在 48 个由转换对话者引起的语码转换中，我们发现：有 52% 的语句（25 句）是转向母亲的，转换后的语言全部为粤语，其中普通话转为粤语的有 21 句﹝如例（1）﹞、英语转为粤语的有 4 句；有 46% 的语句（22 句）是转向父亲的，转换后的语言全部为普通话，其中粤语转为普通话的有 6 句，英语转为普通话的有 16 句；还有 2% 的语句（1 句）是在粤语语境中转向祖母的，也转为普通话。黎偶的语码转换模式显示出他能够准确地根据对话者来转换语言，所选择的语言总是该照顾者对他所使用的惯常语言。如例（2）所 示，在 2;10 的一个普通话录像中，黎偶在一个假扮大学老师的游戏中复现了家中的语言分工，显示出三语儿童敏感的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Quay，2011；Yip & Matthews，2016）。 

（1）由转换对话者引起的语码转换示例（2;2，普通话转为粤语，普通话录像；CHI = 目标儿童，FAT = 父亲，MOT = 母亲，[- yue] 表示转为粤语，下同） 

（父亲手持盒装牛奶，喂给孩子）

CHI：这个不辣了。

FAT：哦，这个不辣啊？ 

FAT：好喝。 

FAT：来，南哥先喝一口。（孩子转向母亲方向） CHI：[- yue] 依個唔辣㗎（本文作者注：这个不辣的）。 

MOT：[- yue] 哦，係（本文作者注：哦，是的）。MOT：[- yue] 唔辣㗎（本文作者注：不辣的）。

CHI：[- yue] 媽咪可以食㗎（本文作者注：妈妈可以吃的）。 

MOT：嗯。 

（2）黎偶描述父母的三语分工（2;10，普通话录像） 

CHI：你就是大学的老师呀。 

FAT：那我是教什么专业的呀？ 

CHI：你就教普通话的。 

FAT：那妈妈是什么老师呀？ 

CHI：妈妈是广东话老师、英语老师。

四、结论和前景

三语儿童黎偶从出生开始即通过“一亲一语”的输入模式习得普通话和粤语，从 1 岁开始接触英语，他的一名主要照顾者采用了“一日一语”的输入模式来兼顾粤语和英语。这种创新的三语输入模式在儿童多语 习得中的作用尚未被系统研究和讨论过。通过对黎偶及其照顾者长达 18 个月的跟踪研究，我们发现这种结合了“一亲一语”和“一日一语”的三语输入模式有可能培养出语言均衡发展的三语儿童。这种均衡发展在幼儿三语习得文献中极为少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香港这个三语社群的丰富的语言资源，黎偶可以在家中和外面都得到稳定、丰富和优质的三语输入。

与同龄的普通话单语儿童相比，三语儿童在语言习得的早期可能会出现语句较短的现象，即经历较长的独词句阶段才能进入双词句和多词句阶段。这很可能是因为与单语儿童相比，三语儿童接触每一种语言的时 间非常有限，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足量的语言输入才能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在进行儿童语言发展诊断时，我们应该把这种暂时性的单语—三语差距与输入充足前提下发生的语言发展迟缓或者先天的认知障碍区分开来。

黎偶的语言习得发展路径显示，三语儿童和普通话单语儿童在平均话语长度上的差距在 3 岁时显著缩小，几近消失。黎偶的普通话水平并没有因为输入量只占总量的 54% 而长期停滞不前，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普通话是汉语的标准语，而粤语是汉语的地域方言。普通话和粤语在语言结构和词汇上的诸多共性或许是黎偶能够凭借单语儿童 54% 的输入量达到单语儿童的语言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一解释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预测，在其他习得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中国其他方言区的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英语）儿童也会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追踪和分析中国三语儿童的语言发展路径将对国际幼儿三语习得研究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我们对黎偶的语码混合的分析显示，在三语习得初期（尤其是独词句阶段），黎偶的产出中发生语码混合的比例很高。这可能是三语发展初期儿童所掌握的三套词汇所对应的概念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导致他们很难用同一种语言的词汇来表达所有已掌握的概念（lexical gap），这与文献中其他三语或双语幼儿的表现是一致的（Quay，2008；Montanari，2009）。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语言经验的不断积累，黎偶的语码混合比例逐渐降低。我们对黎偶的照顾者的语码混合比例的分析显示，黎偶跟不同照顾者互动时产生的语码混合的比例的高低排序与该照顾者对黎偶说话时的语码混合比例的高低排序完全一致。这揭示出照顾者语言在语码混合方面的示范性作用。本研究涉及的照顾者数量和语言数量都多于前人，为这一示范性作用提供了最广泛、最直接的证据。

此外，我们从一般语码混合中分离出一类由转换对话者引起的语码转换。我们发现，虽然在黎偶的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在不同程度上使用普通话、粤语、英语和湖南方言，并且从黎偶 1 岁开始母亲对黎偶均衡地使用粤语和英语，但是黎偶从一开始就能够根据不同照顾者的惯常语言做出恰当的选择，始终对父亲和祖母说普通话，对母亲说粤语，在 3 岁以前就显示出对对话者惯常使用语言的高度敏感性和极强的元语言意识。这一点在现有的关于三语幼儿的记录中也是很罕见的。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探讨这是否与黎偶先双语后三语的输入模式有关。

婴幼儿天生有同时学习多种语言的能力。最新的多语研究显示，恰当的多语培育模式不会对幼儿的语言或认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会为幼儿带来日后成长所需的丰富的语言资源以及使他们受惠终身的大脑认知储备（Bialystok，2018）。与此同时，幼儿三语习得研究也为国家、地区和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普通话是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而包括粤语在内的汉语各方言则是地域文化的宝贵精神遗产，是亲情传承的纽带；与此同时，尽早掌握一门国际语言、铺设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又是许多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望。国内外许多华人家庭中仍然有着三代同堂、祖辈协作参与育儿的文化和传统，正如黎偶的祖母一样，这种家庭具有丰富的语言和方言资源，是培育三语儿童的优良土壤，为儿童语言发展提供了重要且可靠的语言输入来源，长远来说对保护汉语方言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我们相信，一套系统、科学的多语输入模式能够有效地整合和利用已有的家庭和社会语言资源，使现代教育达到推广普通话、挽救濒危方言以及启蒙国际通用语言的目标。

参考文献（略）

本文载于《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1年第4期（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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