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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零之前 | 冰点特稿

2017-07-26 袁贻辰 冰点周刊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全文共8792字,阅读大概需要16分钟。


冰点特稿第1064期

赶在零之前


记者 | 袁贻辰

编辑 | 从玉华


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三位老人在一起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镜头里的这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老人。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镜头,看不出历史的“大风大浪”。

 

与老人相处的时间越长,这个擅长拍摄“剧情跌宕起伏”的导演,越来越难开口要求老人讲述“故事冲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沉默、平静、琐碎的日常被装进了片子。镜头扫过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时光不断流逝。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挂在当时89岁的林爱兰的房间里,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这名慰安妇老人用各式各样的刀隔绝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体报道:林爱兰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抓进慰安所被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几十年后的今天,林爱兰被仇恨笼罩,她做梦都在“砍日本鬼子”,家里挂满的刀则是准备用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

 

导演郭柯找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的小房间里,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她却一个礼拜不换衣服。镜头一点点拉近,再拉近,这个逼仄的小房间里,成群的蚂蚁从床上经过,老鼠屎散落在枕头、盆子、柜子的各个角落。

 

郭柯问老人,为什么要挂那么多刀?

 

“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会颤颤巍巍的林爱兰很认真地回答。


▎林爱兰老人


没有控诉、生活平静、难见眼泪,当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慰安妇。

 

当镜头转移到几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静无聊仍占满了画面。李爱连老人是难得的“话匣子”,她挨个问摄制组成员都是哪儿的人,还和年轻人讨论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猫,村里大大小小的野猫都会在饭点凑到这里,老人边撒猫粮边和儿媳妇讨论,“这猫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妇老人应该有的“特征”,可相处越久,老人越亲切,每天看到自己就问“吃了吗”。镜头里,历史仿佛只停留在她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镜头不断拉远,李爱连靠在炕上安静地看电视,几个小时一晃而过。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这些老人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情吗?”

 

镜头扫到海南的农村,慰安妇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树下乘凉。郭柯透过镜头看过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么平静、苍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妇幸存者。

 

镜头还抵达了湖北孝感的农村,背井离乡的韩国人毛银梅在中国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一旁,重孙们正玩着电子游戏。

 

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经扛不起锄头、背不起麦子了,她对着镜头揪自己的手背和脸颊。老人的皮肤很松很干,“没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个废人了。”

 

片子拍到尾声,几乎全是“无聊”的日常,还有老人的叹息声和笑声,“这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吗?”郭柯很没底。

 

“无聊不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吗?为什么要假装热闹?”拍了十几年剧情片的郭柯说服了自己,他决定剔除掉一切来自想象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年轻的导演说,自己认清了一件事,“电影可以设计、可以构思,但生活永远是无法想象的。”


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


镜头里,有人让老人毛银梅进屋拿个杯子,她却听成了被子,嘟囔着“拿不动啊”,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会摘下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满室清香。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送来贺卡,可毛银梅拿着贺卡却认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贺卡拿反了。

 

那段“历史”的痕迹只在不经意间流露。来了客人,“欢迎光临”“请进”“请坐”……一个接一个的日语单词从毛银梅嘴里蹦出来。

 

毛银梅还会唱朝鲜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但她对着镜头说,当初离开韩国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她只记得分别是在火车站,战争年代,一切都是乱哄哄的,母亲在火车上,她在月台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从火车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冲过去捡起来大口大口地吃。

 

“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90多岁的老人哭了。


▎毛银梅老人


郭柯发现,当镜头慢下来后,那些历史的隐痛就露出来了。他去寻访这些慰安妇老人时,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几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为何而来,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访时“刀枪不入”的林爱兰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话题一转到亲人,林爱兰就开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紧紧抓着那个粉色塑料椅子,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很快,还未满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越来越慢的镜头里,老人向郭柯展示着自己最难以示人的那段历史。

 

郭柯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导演,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高兴,毕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实际上,那一刻的他很难受,他觉得自己离这些老人已经很近很近了,听她们讲那些伤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经历了一样。

 

李爱连已经彻底不把摄制组当外人了,老人午睡时会邀请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摄制组炸馒头片。

 

毛银梅院里盛开的栀子花味道清新,摄制组的人也很喜欢。老人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给摄制组的成员,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老人就拍拍对方的身子,让壮汉微微蹲下。毛银梅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摄影师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边,“嘿嘿”笑。

 

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从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团队乘飞机、火车和汽车,和22个老人都见了面。或长或短的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老人身上的共同点很多,比如平静、善良和乐观,以及面对镜头的习以为常。

 

出发前他想过如何在不伤害老人的前提下提问并完成拍摄。但事实上,当机器出现时,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来的是“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那些长枪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

 

“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口。”老人说。

 

出发以前,郭柯还上网搜索过慰安妇的相关资料。可当他点开搜索页面,出现的全是一个形象——仰拍的一张正哭泣着的苍老的脸,照片说明字里行间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这种形象绑架,像复读机一样,对着不同媒体说着同样的、“记者想要的料”。

 

“其实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如果远远地看,她们的生活会每天都带着恨吗?”郭柯觉得,“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断地在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摄慰安妇不就是该让老人提那些过去吗。可几个月近距离的拍摄,让他发现,老人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


郭柯和韦绍兰老人


在海南的拍摄过程里,摄制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因为被慰安妇老人的故事所震动,时不时探望老人,为老人购置药品和营养品。

 

曾经有一次,米田麻衣拿着一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老人看,她以为老人会生气,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啊。”

 

米田麻衣对着郭柯的镜头留下了眼泪,“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日本姑娘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甚至可能自杀。”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谈了6个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36岁的时候,他决定看一辈子牛。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龙庆想回去了,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


毛银梅老人和摄制组在一起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很气愤,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没有故事”“没有层次”“没有起承转合”。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22位主角轮番登场,没有时间轴,镜头远远的,只来得及“深情地凝视一眼”。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过去了。这期间,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

 

一次,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业内的编剧评价《二十二》:“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情节。”

 

他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发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那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有。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某天,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摄制组当即决定,人员清场,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许久,老人小声问龙庆,门都关好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爱连一边哭,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开始哭泣,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龙老师,可以了,停下吧。”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自己很倔,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


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纪录片四处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龙庆说,大不了片子就作为资料片保存下来,30年后一定有它的价值。

 

其实,剪片子时,郭柯也有过挣扎。他那些“导演的臭毛病”时不时冒出来,让他纠结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节、有节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没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辑师廖庆松,对方问他“你为什么要迁就观众?”

 

“你拍这个片子是为了什么?故事性吗?”

 

“你为什么要剪得有节奏感?她们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吗?”

 

郭柯觉得自己醒了,他决定彻底放弃历史画面和解说词,“如果这是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得浪漫些”。

 

剪辑团队翻来覆去啃完十多个硬盘,成片最终比粗剪版少了3分钟,却多了郭柯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内容。比如,一个固定的镜头竟然放了一分钟,没有任何节奏可言。按过去,镜头对准5秒钟后,这个年轻的80后导演就打算切走了,“该考虑观众是不是烦了,该切个近景什么的”。

 

可是这次,郭柯突然觉得,“人的心灵没有节奏,就这样放着,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剪辑片子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自己能慢慢听懂广西话了。那个说着“眼泪都往心里流了”的韦绍兰在镜头前不止一次地说过,“世界真好”。

 

老人说,这世界红红火火的,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在残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摄制组送给她的毛绒玩具。那是一只红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属猴。收到礼物的那天,老人一个劲儿地拨弄着小猴子的尾巴,笑着说“真好玩”。

 

快走了,龙庆担心老人会不舍得,可瘦小的韦绍兰只是站出来目送他们远去,表情“非常平静”。她还给郭柯发了4个包着100元钱的红包,“过年了,你拿着这个回去给妈妈买点糖果吃。”年关将至,拍摄结束后的每年腊月,郭柯和摄制组的代表都会来探望老人。


 韦绍兰老人


拍摄林爱兰时,曾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告诉摄制组,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着急的样子让龙庆十分不忍,龙庆匆匆为老人寻奖章。

 

可是阿憨否认自己偷盗。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老人笑了,“就像个少女一样,特别羞涩,特别不好意思”。

 

和奖章一起被发现的,还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龙庆笑了,她跟老人说,这美元是假的。林爱兰又笑了,脸窝深陷,还躲着镜头。一旁的龙庆觉得老人“内心其实也很柔软啊”。

 

奖章的故事代替对战争的回忆,和喂养野猫的故事一道挤进了这部95分钟的纪录片。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该做的事,就是让《二十二》走进院线,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看到。

 

他跑了一整年的电影节。他太穷了,总是让电影节主办方把返程票订到下一个电影节举办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儿,片子获得201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和2016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在电影节现场,郭柯说:“谢谢你们的包容。”

 

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评价《二十二》:“是一部很温暖的电影。”2016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将组委会“特别推荐奖”颁给了它,可是,这部片子在当时还是离上映遥遥无期。

 

一年过去,郭柯已经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满打满算有好几十个。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可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他还记得,在一个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看了这部片子,他告诉郭柯:“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片子,没有一味指责日本,能让我们自己去回想,想想这些老人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郭柯希望,这是一部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的片子。“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责备、指责、说教,你让人看啥?”他还是那句话,“老人能活到现在,就说明了一切。”

 

电影宣传海报,是手绘的女孩形象。郭柯还特意将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绘海报。郭柯说,自己想让多一些的年轻人走进影院,不排斥这个题材,不被痛苦、洒满泪水的面容吓跑,能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们的同胞”。

 

郭柯说,影片的所有票房都会捐给研究中国慰安妇的相关研究机构,自己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


▎米田麻衣


跑电影节时,他看到,韩国的年轻人把慰安妇老人绣的花做成了logo,印在手机壳、相册和帽子上,并进行义卖,收益都捐给老人。韩国的明星纷纷在公开场合佩戴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章,呼吁更多人关注这一群体。

 

郭柯曾参与一次韩国慰安妇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全是中小学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去留引发争议时,他从电视里看到,慰安所遗址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你在学校里放了这样一栋房子,对学生到底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

 

这部电影的推进,还在继续。

 

去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郭柯面向社会众筹片子上映的宣发费用,大半年过去,100余万元被凑齐,31850个名字留在了纪录片的片尾。

 

那也许是史上最长的电影片尾,“要放10分多钟”。光是片尾曲就有8分钟,漆黑的银幕上,31850个名字开始缓缓滚动。

 

片尾曲轻轻放着,“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

 

这个名单从0走到31850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变。

 

《三十二》正式进军一家视频网站,当那个因为日本血缘而一辈子不能上学、娶不了妻的70多岁老人罗善学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视频弹出了铺天盖地的弹幕:“你是中国人。”

 

林爱兰悄悄去世了。摄制组赶赴海南,想办法为没有男性后代的老人立碑,将老人的遗物收好,寄给上海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他们奔走的身影触动到了老人最小的养女阿香,家境并不富裕的阿香为纪录片捐了款。

 

那位被儿子抢走善款的老人89岁了。她对龙庆说,自己很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年儿女都回来给自己祝寿,无论如何要请摄制组的人一起吃饭,“我管饭,你们一定要来”。

 

“日本人”罗善学养了只可爱的小猫。冬天生着火,老人默默看着小猫扑腾,龙庆觉得“他不再只一个人躲在墙角了,眼里都是温柔”。

 

但告别,终将是关键词。毛银梅老人走了,床头的栀子花一点点泛黄、消失。

 

李爱连的脚、手、喉咙一个接一个地“失灵”,她生活的半径越来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这些远方的年轻人,总让儿媳给郭柯发消息,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能不能来看看我”。

 

儿媳告诉老人,郭导很忙。“他在忙什么呀?”老人还是不死心。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儿媳眼色和缓。

 

第二天,李爱连似乎忘记了昨天的对话,又对着儿媳嘟囔让郭柯来看看自己,只是,她的喉咙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了,总有一口痰卡着,说着说着就没了力气,只听得见微弱的气声。

 

龙庆的手机内存早就不够了,她拍了“数都数不清”的照片,可还是总错过和老人的分离。22这个数字自从他们离开那一刻就跳动起来,3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暂时定格在了9。

 

每当一位老人离世,郭柯就会在纪录片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了,他甚至来不及加框。

 

他说,也许有一天,自己会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那样,老人对着镜头笑啊笑,彷佛这些年,她们从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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