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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我们欠缺有效聆听的能力

陈璐 三联生活周刊 2021-11-10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你好，我是梁文道。”梁文道的声音极具辨识度。从专栏作者，到电台、电视制作人，再到播客主持人，他在媒介变化迅速的当下，似乎站在了每一个风口。而在他看来，始终属于少数派的播客能够在今天流行，可以说是过去十几年中国公共领域变化的现实结果。

口述 | 梁文道

记者 | 陈璐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少数派”


20多年前我在香港商业电台做管理层时，曾提出要把晚上一档讲凶杀案故事的节目改成文化清谈。
结果董事会很多人都不太赞成，跟我说：“梁文道，你刚刚来做台长不懂，深夜节目要不就是黄，要不就是鬼故事，要不就是悬疑凶杀，除了这三样，没别的。做文化清谈，那是死定了。”
当时香港的主流媒体觉得文化节目没人听。但我不管，硬要做，于是找来香港几个专栏作家做主持，其中包括后来被人臭骂的陶杰。为了宣传他，我还给他起了个名号，叫“香江第一才子”。这完全是从市场角度考虑，因为他们都很红、很受欢迎，只是没人料到他们也能做电台节目。

梁文道录制《八分》节目现场
整个中文世界里，人们似乎都存在一个比较严格的心理假设，觉得学者是学者，写作者是写作者，节目制作人是节目制作人，总是那么泾渭分明。
但因为我自己是写专栏出身，不觉得其中有什么矛盾，反倒认为一个人如果他写得好，那么多半能说得好。唯一的问题在于他的声音好不好听，语言表达流不流利。这档名为《光明顶》的节目播出后，大家发现原来市场是欢迎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少数派，真正会读我写的文章、看或者听我节目的人，其实没那么多，只不过我一直都在。
从事媒体行业30多年，无论媒介形式和技术怎么变化，我一直没离开过。坦白来说，我总是慢人一步。从视频到音频，都是人家已经在做，我才加入，并不是一个有先知眼光的时代弄潮儿。我觉得自己既没做得很好，也没做得很快，总是跟着大队在走。
《八分》这档播客节目的定位，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国外很多知名作家或者传媒人踏入播客领域后，都会给自己的播客找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和题材范围，便于寻求有力的赞助或者支持者。但最初我就希望《八分》能像以前在报纸写的杂文专栏，什么都谈，只不过变成声音的形式，既能传播一点知识，又能兼具个人化的表达。
事实上，我不认为今天做音频节目，跟我十几岁开始写报纸专栏的分别有多大。这些都是在消化我看到的知识或者讯息，并对每天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给出一些看法和意见，通过这些交流跟探讨，不是为了提倡某种主张，而是为了刺激产生更多有趣的想法。
我做的事情没变，只是媒介平台变了。

“播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媒体”


播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媒体？对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很难摆脱和忘记自己过去是个专业媒体人的身份。
我曾有很长时间的广播电台工作经历，一定也会将这种视角和经验带到播客。这导致《八分》有些像以前广播电台的深夜聊天节目，没有刻意要往哪个专业领域深入，但总是跟着时事线索走，用媒体人的思路来经营这个声音化的专栏。
但是很多人完全不是从这个方法入手制作播客，我甚至怀疑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都没听过广播电台，他们只是把线下聊天，或者用文字、影像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内容搬到了一个以声音为主的平台。
所以网络上会出现很多闲聊类的播客节目，这在以前广播时代很难想象。电台节目要么得讲故事，要么得聊音乐，必须给它一个完整清晰的定位。

《锵锵三人行》剧照

再者，做广播电台，如果牵涉事实，最好都要有来源、有引用、要考证，做很多第一手、第二手的资料收集和对比，尽量小心翼翼，对整个结构的拿捏要非常精准。
而且，由于广播电台跟电视节目一样，不能随便超时，24分钟就是24分钟，既不可以长也不可以短。更不要说很多节目还是直播，犯错成本更高，得非常仔细。
可是播客不一样，相对轻松，介于专业跟闲聊之间，非常个人化，不代表电台或者其他任何人，内容不需要很精准，时长也没有限制。不过，尽管是闲聊，有时候也很有意思、挺好玩，能找到自己的受众。
这是为什么？因为传统广播电台，即使有很明晰的市场定位，也属于大众传媒，仍然是与无名的大众聊天。我做过一些很主流的时事节目，观众群里什么人都有。你对着一群完全不认识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什么身份、什么性别、什么背景、在哪里。
而作为一种互联网媒体，播客的特性在于很清楚受众是谁。所以播客更有某种社群感，你明白自己在对谁说话。如果今天我要做一个关于女性同性恋的播客节目，我会知道对象是谁、在哪里，能形成某种相对亲密的社群感。传统媒体做不到这一点。

《心琴调音师》剧照
同时，它也给了更多人机会。广播电台24小时的空中频道，时段有限、位置有限，不可能允许所有人都做节目。但现在不一样，从业门槛和技术成本都很低。因此，今天的播客，一方面呈现出传统电台节目的延伸跟变形，另一方面又是从博客时期到社交媒体年代个性化表达的再发展。它正好在两者的汇聚之间。
尽管现在播客好像很火，但我始终觉得它还是属于少数群体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播客节目关注的其实是其他主流媒体不那么重视的内容。
与读书、历史有关的播客很多，不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反而恰恰因为这不是大家最关注的事情。人们缺乏在主流媒体接触这类文化内容的机会，所以他们聚集到了播客上。这应该是当下内地和港澳台的播客共同呈现出的一个特点。

“我们欠缺有效聆听的能力”


年轻时候，我不是很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后来在香港开始做电台节目，全香港的出租车师傅都认得我，因为他们最喜欢听广播电台。一上车聊天，他们便会问：“你是不是那个梁文道？”我说：“你怎么知道？”“听你声音我就知道。”他们并不认得我的样子，我才晓得自己声音的辨识度非常高。
其实我一直很注重声音。我们的耳朵没有想象中那么天然，听觉也是一种被文化制约的口味。
我们今天说要学听古典音乐，但为什么不需要学听流行音乐？儿时第一次发现酒店和商场的电梯里在播放音乐，我会思考，为什么这几秒、十几秒的时间里要给我听音乐？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后，我逐渐关注到声音的社会背景、流通渠道，以及它的本质。
《圆桌派》剧照
我在写作时也会追求某种声音感，这可能与小时候学古文的经历有关，因为古文是声音的转译或再延伸，有种特别的音域。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从写作到播客，我没经历过太多媒介转换的挣扎或苦恼的原因之一。
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声音也会随着媒体有所变化。做电视节目时，由于录制现场人很多，户外车水马龙，比较嘈杂，时间还紧张，我会变得语速快、音量大、声线高。但录播客时，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对着麦克风，自然又回到了我平常说话的状态，声音比较低、比较慢。不同的媒介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声线的表达。
很有趣的是，做声音媒体，尤其做《八分》这样的播客节目，我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对话感，这是在我写作或者做电视、电台节目时没有过的。
理论上讲，电视节目现场有导演、摄影师、灯光，对象感应该很明确。但因为双眼一直盯着镜头，反而失去了我的对象。然而独自对着麦克风，一些面目模糊的人，却能很具体地浮现在脑海里，令我更强烈地拥有在与人交谈的感觉。

疫情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播客行业（视觉中国供图）
声音提供的“在场”感很强烈，因为这是从他的肉体器官发出，不是屏幕上闪闪发光的一个符号，代表着某种人格或者存在，能在做节目的人和他的听众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亲密感，而文字做不到这点。
听说很多朋友会拿我的节目助眠，这也挺好，让我想起小时候听电台的DJ节目，边听边睡，好像没有太多养分，但日积月累仍然了解了不少音乐知识，听到特别兴奋的内容，甚至会醒过来提笔记下。但大部分时候，我只是这么听着，习惯它的陪伴，困了就睡。
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播客跟知识付费不一样，会逐渐流行的原因。今天强调用声音媒体吸收知识，我觉得有些矛盾，效率不一定高。大部分人当下的状态实则比较适应播客——轻松式的陪伴，不要求专注，不用以严肃、精准和高效的态度进行学习。
和大家可能差不多，我听播客其实也是当背景音，很放松，还不如我听音乐认真。听音乐我反倒很耗神，因为会关注曲子的结构、表演者的技术等问题。
过去几年，听觉媒体的流行跟人们时间的碎片化和不由自主有关。最早得道、喜马拉雅等平台兴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太多人每天通勤、工作和上学，零碎时间里，看不如听方便。所以，听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吸收讯息、利用剩余时间、节省时间成本的最好工具之一。然而，我们欠缺有效聆听的能力。

图 | 站酷海洛Plus
文字阅读在人类历史上相对短暂。文字的历史最多不超过1万年，大部分人能够阅读文字、通过文字交流的历史更短。所以在学会用阅读的方法吸收知识前，人类最主流、最长久的方法其实是聆听。很多古籍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口述文化的影响，比如佛经的开头总是“如是我闻”。
佛教徒在听法师开示说佛法时，还会闭上眼睛，这是为了关掉视觉感官，让自己更加专注。因为聆听不太容易传达非线性的东西，最好能讲述一个有故事线的完整叙事，否则在传递结构复杂的思考时，用纯听的方法很困难。
并且，聆听很容易走神，必须反复用几种句型去表达同一个意思。世界上几大宗教，由于以前在传播教理时主要是依靠说，他们形成了各种专注聆听的训练。但现在大部分人，都没受过用聆听去吸收讯息的专业训练。
然而，声音不仅是讯息的传播工具，它还有另一面，比如能够营造氛围感。好的文字描写，也能勾起人心底种种的画面与场景，但这需要调用主动的想象。声音却可以营造一种沉浸式的感觉，我觉得声音的这种感性面向非常有趣。
而且，比起具体某种讯息或者知识，我认为语言节目背后更重要的是一种看待事情和世界的态度和角度。讯息在今天很容易获取，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分析这些讯息之间的关联，换一个不同角度去介入这些讯息。
今天制作播客的人越来越多，但对比国内外最专业、最顶尖的那部分还存在差异。我喜欢一个谈论世界政治的播客，是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创办的节目，但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做播客。
在国外人们有介入公共讨论的自觉，觉得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不认为自己在放低身段。因此很多学者、艺术家和文化人会投入到播客领域。这是我觉得很值得追求的方向，能为他们开拓很多自我表达的空间。所以虽然身边的朋友不一定有这个冲动，我也经常会劝说他们做声音媒体节目。
以前历史学和社会学里所谓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想象中向所有人平等公开的广场，大家能在里面平等对话或展开讨论，并形成共识，但这太理想、太不现实了。
在微博这样的广场式空间里，比如有人喜欢日本动漫，可能会被人指责，你是不是精日分子？很容易陷入一种无休止的争吵中。于是，这些喜欢不同小众文化的人，希望从共有的公共平台上慢慢分散开，退回到一个个舒适的小圈层里。
播客上的每个节目都是一个小型社群。社群感这么强的媒体兴起，说明这个时代很多人觉得要从大众媒体退回来，寻找同温层的伙伴，好好静下来聊自己，别那么热闹。播客的流行，也可以说是过去十几年中国公共领域变化的现实结果。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44期。）






排版：西西/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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